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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講義

作者：孟森 著
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時間：2008-04-01
所屬叢書： 北斗叢書
開本： 16開 頁數： 309
讀者評分：5分1條評論
本類榜單：歷史銷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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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講義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9928036
  • 條形碼：9787539928036 ; 978-7-5399-2803-6
  • 裝幀：暫無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明史講義 內容簡介

本書為孟森先生20世紀30年代在北京大學授課時的講義。孟森先生是近代中國明清史研究的開創(chuàng)者，成就卓著。本書雖為講義，但卻是**次用新體裁系統(tǒng)地講述明代歷史，作者以《明史》考證明朝史事，并引證明人文集、私修史及野史筆記等，內容充實，并具有極明顯的學術深度，對后輩學者影響極大。

明史講義 目錄

**編 總論
　**章 明史在史學上之位置
　第二章 明史體例（附明代系統(tǒng)表）
第二編 各論
　**章 開國
　　**節(jié) 太祖起事之前提（附群雄系統(tǒng)表說）
　　第二節(jié) 太祖起事至洪武建元以前
　　第三節(jié) 明開國以后之制度
　　第四節(jié) 洪武年中諸大事
　第二章 靖難
　　**節(jié) 建文朝事之得失
　　第二節(jié) 靖難兵起之事實
　　第三節(jié) 靖難后殺戮之慘
　　第四節(jié) 靖難以后明運之隆替
　　第五節(jié) 靖難兩疑案之論定
　　第六節(jié) 仁宣兩朝大事略述
　　第七節(jié) 明代講學之始
　第三章 奪門
　　**節(jié) 正統(tǒng)初政
　　第二節(jié) 土木之變
　　第三節(jié) 景泰即位后之守御
　　第四節(jié) 景泰在位日之功過
　　第五節(jié) 奪門
　　第六節(jié) 成化朝政局
　　第七節(jié) 弘治朝政局
　　第八節(jié) 英憲孝三朝之學術
　第四章 議禮
　　**節(jié) 武宗之失道
　　第二節(jié) 議禮
　　第三節(jié) 議禮前后之影響
　　第四節(jié) 隆慶朝政治
　　第五節(jié) 正嘉隆三朝之學術
　第五章 萬歷之荒怠
　　**節(jié) 沖幼之期
　　第二節(jié) 醉夢之期
　　第三節(jié) 決裂之期
　　第四節(jié) 光宗一月之附贅
　第六章 大崇兩朝亂亡之炯鑒
　　**節(jié) 天啟初門戶之害
　　第二節(jié) 天啟朝之閹禍
　　第三節(jié) 崇禎致亡之癥結
　　第四節(jié) 專辨正袁崇煥之誣枉
　　第五節(jié) 崇禎朝之用人
　　第六節(jié) 李自成張獻忠及建州兵事
第七章 南明之顛沛
　　**節(jié) 弘光朝事
　　第二節(jié) 隆武朝事（附紹武建號）
　　第三節(jié) 永歷朝事
　　第四節(jié) 魯監(jiān)國事
展開全部

明史講義 節(jié)選

**編 總論
　　**章　明史在史學上之位置
凡中國所謂正史，必作史者得當時君主所特許行世。然古多由史家有志乎作，國家從而是認之；至唐，始有君主倡始，擇人而任以修史之事，謂之敕撰。敕撰之史，不由一人主稿，雜眾手而成之。唐時所成前代之史*多，有是認一家之言，亦有雜成眾手之作；唐以后則修史之責皆國家任之，以眾手雜成為通例。其有因前人已成之史，又經一家重作而精密突過原書者，惟歐陽修之《新五代》足當之，其余皆敕撰之書為定本，私家之力固不足網羅散失以成一代之史也！睹魇贰芳措沸匏芍。在清代修成《明史》時，有國已將及百年，開館亦逾六十載，承平日久，經歷三世。著手之始，即網羅全國知名之士，多起之于遺逸之中，而官修之外，又未嘗不兼重私家之專業(yè)，如是久久而后告成，亦可謂刻意求精矣。既成之后，當清世為史學者，又皆以尊重朝廷之故，專就《明史》中優(yōu)點而表揚之，觀《四庫提要》所云，可以概見。然學者讀書，必有實事求是之見，如趙翼之《廿二史札三》，世亦以為稱頌《明史》之作，其實于《明史》疏漏之點亦已頗有指出，但可曲原者仍原之，若周延儒之人《奸臣傳》，若劉基、廖永忠等傳兩條中所舉，史文自有抵牾之處，一一又求其所以解之，惟喬允升、劉之鳳二傳，前后相隔止二卷，而傳中文字相同百數十字，不能不謂為纂修諸臣未及參訂。其實《明史》疏漏，并不止此，問有重復，反為小疵，根本之病，在隱沒事實，不足傳信。此固當時史臣所壓于上意，無可如何，亦史學家所不敢指摘者。且史既隱沒其事實矣，就史論史，亦無從發(fā)見其難于傳信之處，故即敢于指摘，而無從起指摘之意，此尤見隱沒事實之為修史大惡也。
《明史》所以有須隱沒之事實，即在清代與明本身之關系。清之發(fā)祥，與明之開國約略同時，清以肇祖為追尊人太廟之始，今核明代《實錄》，在成祖永樂間已見肇祖事跡，再參以《朝鮮實錄》，在太祖時即有之。至清之本土所謂建州女真部族，其歸附于明本在明太祖時。建州女真既附于明，即明一代二百數十年中，無時不與相接觸。《明史》中不但不許見建州女真，并凡女真皆在所諱，于是女真之服而撫字，叛而征討，累朝之恩威，諸臣之功過，所系于女真者，一切削除之。從前談明、清間史事者，但知萬歷以后清太祖兵侵遼沈，始有沖突可言，亦相傳謂清代官書所述征明等語必不正確，而《明史》既由清修，萬歷以后之遼東兵事敘述乃本之清代紀載，求其不相抵觸，必不能用明代真實史料，而不知女真之服屬于明尚遠在二百年之前。凡為史所隱沒者，因今日討論清史而發(fā)見《明史》之多所缺遺，非將明一代之本紀、列傳及各志統(tǒng)加整理補充，不能遂為信史。而于明南都以后，史中又草草數語，不認明之系統(tǒng)，此又夫人而知其當加糾正，不待言矣。從古于易代之際，以后代修前代之史，于關系新朝之處，例不能無曲筆，然相涉之年代無多，所有文飾之語，后之讀史者亦自可意會其故，從未有若明與清始終相涉，一隱沒而遂及一代史之全部。凡明文武諸臣，曾為督撫鎮(zhèn)巡等官者，皆削其在遼之事跡，或其人生平大見長之處在遼，則削其人不為傳。甚有本史中一再言其人自有傳，而卒無傳者，在史亦為文字之失檢，而其病根則在隱沒而故使失實。此讀《明史》者應負糾正之責尤為重要，甚于以往各史者也。
　　第二章　明史體例
史包紀、志、表、傳四體，各史所同，而其分目則各有同異。《明史》表、傳二門，表凡五種：其《諸王》、《功臣》、《外戚》、《宰輔》四種為前史所曾有，又有《七卿表》一種則前史無之。明之官制，為漢以后所未有，其設六部，略仿周之六官，魏以錄尚書事總攬國政，六曹尚書只為尚書省或中書省之曹屬，直至元代皆因之，明始廢中書省，六部尚書遂為*高行政長官。又設都御史，其先稱御史大夫，承元代之御史臺而設，謂之都察院。六部一院之長官，品秩*高，謂之七卿。此制由明創(chuàng)始，故《七卿表》亦為《明史》創(chuàng)例。
傳則《后妃》、《諸王》、《公主》、文武大臣相次而下，皆為前史所已有。其為專傳者，除《外國》、《西域》兩目亦沿前史外，尚有十五目，而前史已有者十二目，前史未有者三目。前史已有者：《循吏》、《儒林》、《文苑》、《忠義》、《孝義》、《隱逸》、《方伎》、《外戚》、《列女》、《宦官》、《佞幸》、《奸臣》；前史所無者：《閹黨》、《流賊》、《土司》。此亦應世變而增設，其故可得而言。
宦官無代不能為患，而以明代為極甚。歷代宦官與士大夫為對立，士大夫決不與宦官為緣。明代則士大夫之大有作為者，亦往往有宦官為之助而始有以自見。逮其后為他一閹及彼閹之黨所持，往往于正人君子亦加以附閹之罪名而無可辨。憲宗、孝宗時之懷恩，有美名，同時權閹若梁芳、汪直，士大夫為所窘者，頗恃恩以自壯，后亦未嘗以比恩為罪。其他若于謙之恃有興安，張居正之恃有馮保，楊漣、左光斗移宮之役恃有王安，欲為士大夫任天下事，非得一閹為內主不能有濟。其后馮保、王安為他閹所擠，而居正、漣、光斗亦以交通馮保、王安為罪，當時即以居正、漣、光斗為閹黨矣。史言閹黨，固非謂居正、漣、光斗等，然明之士大夫不能盡脫宦官之手而獨有作為。賢者且然，其不肖者靡然惟閹是附，蓋勢所必至矣。其立為專傳為《明史》之特例者一也。
集眾起事，無根據，隨路裹脅，不久踞城邑者，自古多有。自漢黃巾以下，其事皆敘人當事之將帥傳中，無有為立專傳者。惟《唐書》列《黃巢傳》謂之“逆臣”，與安祿山等并列。明白唐賽兒起事，于永樂年間為始，其后正統(tǒng)間之葉宗留、鄧茂七，天順間之李添保、黃蕭養(yǎng)，成化間之劉千斤、李鬍子，正德間之劉六、劉七、齊彥名、趙瘋子及江西王鈺五、王浩八等，四川藍廷瑞、鄢本恕等，嘉靖間之曾一本，天啟問之徐鴻儒，崇禎初之劉香，亦皆見于當事將帥傳中。其特立“流賊”一傳，所傳止李自成、張獻忠，蓋以其力至亡明，與黃巢之亡唐相等，特為專傳。明無擁兵久亂之逆臣可以連類，遂直以此名傳。而民變之起，則由民生日蹙，人心思變，可為鑒戒。其立為專傳為《明史》特例者二也。
西南自古為中國邊障，《周書·牧誓》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人，武王率以伐紂。戰(zhàn)國時莊（足喬）王滇，漢通西南夷，唐設羈縻州。自湖廣而四川，而云南，而貴州，而廣西，廣闊數千里，歷代以來，自相君長，中朝授以官秩，而不易其酋豪，土官土吏，久已有之。但未能區(qū)畫普遍，至元而司府州縣額以賦役，其酋長無不欲得中朝爵祿名號以統(tǒng)攝其所屬之人，于是土司之制定矣。明既因元舊，而開國以后亦頗以兵力建置，其官名多仍元代，日宣慰司，日宣撫司，日招討司，日安撫司，日長官司，率以其土酋為之，故名土司，但亦往往有府、州、縣之名錯出其間。嘉靖間，定府、州、縣等土官隸吏部驗封司；宣慰、招討等土官隸兵部武選司。隸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領之。文武相維，比于中土，蓋成經久之制，與前代羈縻之意有殊，但終與內地郡縣有授任之期有考績之法者不同，故與郡縣相別敘述。其立為專傳為《明史》之特例者三也。
　　附明代系統(tǒng)表
史家紀載歷代帝皇，有年號，有廟號，有謚法，有陵名。述史者舉某一朝之事，任舉其一端，或稱年，或稱廟，或稱謚，或稱陵。文法不一，所當熟記。又世次之先后，各帝即位之年，享國之數及其干支之紀歲，任舉其朝某事，一屈指而得其上下之距離，時代之關系，所謂知人論世不可少之常識。茲就明代歷帝以表明之，冀便記憶。
　　第二編 各論
　　**章　開國
中國自三代以后，得國*正者，惟漢與明。匹夫起事，無憑借威柄之嫌；為民除暴，無預窺神器之意。世或言明太祖曾奉韓林兒龍鳳年號，為其后來所諱言，此不考史實而度以小人之心者也。明祖有國，當元盡紊法度之后，一切準古酌今，掃除更始，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數十年之國基。漸廢弛則國祚漸衰，至萬歷之末而紀綱盡壞，國事亦遂不可為。有志之人屢議修復舊制，而君相已萬萬無此能力，然猶延數十年而后亡。能稍復其舊制者反是代明之清，除武力別有根柢外，所必與明立異者，不過章服小節(jié)，其余國計民生，官方吏治，不過能師其萬歷以前之規(guī)模，遂又奠二百數十年之國基。清無制作，盡守明之制作，而國祚亦與明相等。明主中國二百七十七年，清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故于明一代，當措意其制作。措意明之制作，即當究心于明祖之開國。
　　**節(jié)　太祖起事之前提
《明史》斷代起于洪武元年，而敘明事者不能以洪武紀元為限，當以太祖起事之始為始。史本紀如此。陳鶴《明紀》，自注起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夏燮《明通鑒》起至正十二年，皆與本紀相應合。夫言明一代之史，除一支一節(jié)之紀述不可勝數外，自以正史為骨干。而變其體，則有《紀事本末》，有編年之《紀》及《通鑒》！都o事本末》成于《明史》之前，其取材不限于《明史》。后來《明史》既成，清代又以敕修名義成《通鑒輯覽》之《明鑒》及《綱目三編》！睹骷o》及《明通鑒》乃敢準以下筆。清代之治《明史》者終不免有應顧之時忌，此俟隨時提清。今欲知史之本義，莫重于為法為戒。人知明之有國，為明驅除者群雄，不知群雄亦當時之人民耳。何以致人民起而稱雄，顛覆舊政府，而使應時而起者得取而代之？此非群雄之所能自為，乃統(tǒng)治人民之元帝室迫使其民不得不稱雄，不得不群雄中造就一*雄者而與天下更始也。敘群雄者，以至正八年起事之方國珍為始。其實民得稱雄，已為較有知識、較有作用之健者，其人已不肯冒昧首禍犯令于清平之世，一皂隸縛之而遂就法，蓋已知綱紀盡弛，行之可以得志而后動也。故推元末之亂本，不能不溯元室致亂之故。
元之武力，自古所無，大地之上，由亞而歐，皆其兵力所到，至今為泰西所震驚。乃人中國不過數十年，遂為極散漫、極脆弱之廢物。其故維何？所謂“馬上得之，馬上治之”，不知禮法刑政為何事。凡歷朝享國稍久者，必有一朝之制度。制度漸壞，國祚漸衰。有經久難壞之制度，即有歷久始衰之國祚。有周之制度，即有周之八百年；有漢之制度，即有漢之四百年；唐宋皆然。惟元無制度，其享國即在武力之上，其能箝制人民數十年而后動者，即其武力之橫絕歷代也。元之無制度，若但為其書不傳，則亦正有《元典章》等傳本，豈知元即有因襲前代之文物，元之當國者正絕不行用。此當從《元史》中于奏疏文求其反證，乃可得之。
順帝至正三年，監(jiān)察御史烏古孫良楨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后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上言：“綱常皆出于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云：‘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菨h人、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日優(yōu)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人、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白天子至于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圣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弊嗳氩粓。又至正十五年正月辛未，大鄂爾多儒學教授鄭Ⅱ亙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庶母叔嬸兄嫂？仲O笑后世，必宜改革，繩以禮法！辈粓。元至至正，已為末一年號，不過數年，瀕于亡矣，而猶以夷俗自居，日“列圣未遑之典”，可知開國以來無不如是。其日“議法之吏”，則固未嘗不言立法，惟法特為漢人、南人設耳。
元之國境廣大，民族眾多，蒙古謂之國人，中國本部謂之漢人，自余謂之各國人，亦云色目人。色目之中，西藏亦一色目，而又以信佛之故，縱西僧為暴于國中。錄《元通鑒》一則為例：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正月己丑，西番僧在上都者，強市民薪，民訴于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發(fā)，摔諸地，棰撲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詔，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之者截其舌！被侍拥勰傅苋首。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乃寢其令。
此時尚為元之全盛時代，混一中國未及三十年，其了無制度如此。至元之兵力，西人至今震懾，然考之史，元亦并無經久之兵制，一往用其饑窮為暴、脅眾覓食之故技，侵掠萬里，既得溫飽，即伎倆無復存焉，非若歷代軍制既定，威令久而后渝者比。再錄《元通鑒》一則見例。
成宗元貞二年丙申十月，贛州民劉六十聚眾至萬余，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守令又因以擾良民，盜勢益熾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吏李霆鎮(zhèn)、元明善二人持文書以去，眾莫測其所為。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边M至興國，距賊營不百里，命擇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置于法，復誅奸民之為囊橐者，于是民爭出自效，不數日，六十就擒，余眾悉散。軍中獲賊所為文書，具有旁近郡縣富人姓名，霆鎮(zhèn)、明善請焚之，民心益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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