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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窟寺

中國石窟寺

作者：李裕群
出版社：科學出版社出版時間：2022-07-01
開本： 16開 頁數： 447
本類榜單：歷史銷量榜
中 圖 價:¥235.4(7.9折) 定價  ¥298.0 登錄后可看到會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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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窟寺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726469
  • 條形碼：9787030726469 ; 978-7-03-072646-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石窟寺 本書特色

全面闡述中國石窟寺發(fā)展演變過程以及石窟寺本土化的重要著作

中國石窟寺 內容簡介

石窟寺是開鑿在河畔崖間的佛教寺院，起源于古代印度并在中國發(fā)揚光大，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石窟寺藝術。中國石窟寺的開鑿從4世紀左右的東晉十六國時期一直延續(xù)到14一15世紀的元明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精神文化領域的一個縮影。本書展現了中國各區(qū)域石窟寺發(fā)現與研究的基本情況以及各石窟寺的時代特點，同時還包括石窟寺的發(fā)展歷程、區(qū)域特色和石窟寺考古學的研究方法等，是一部全面閘述中國石窟寺發(fā)展演變過程以及石窟寺本土化的重要著作。 本書可供考古學、歷史學及石窟寺研究的相關專家、學者參考使用，亦能滿足一般愛好者對于石窟寺知識的需求。

中國石窟寺 目錄

目錄
**章 緒論
一 佛教的傳入 002
二 石窟寺的發(fā)展歷程 005
三 石窟寺的區(qū)域特色 013
四 石窟寺考古學的研究對象與方法 017
五 石窟寺的發(fā)現和研究概況 019
第二章 新疆地區(qū)石窟寺
一 拜城克孜爾石窟 028
二 庫車庫木吐喇石窟 047
三 庫車森木塞姆石窟 053
四 鄯善吐峪溝石窟 061
五 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 069
第三章 河西地區(qū)石窟寺
一 敦煌莫高窟 082
1. 敦煌莫高窟的概況 082
2. 敦煌莫高窟的發(fā)現與研究 097
二 安西榆林窟 105
三 武威天梯山石窟 109
四 張掖金塔寺與馬蹄寺石窟 116
五 酒泉文殊山石窟 125
六 河西地區(qū)其他早期石窟寺 131
第四章 甘寧黃河以東區(qū)石窟寺
一 永靖炳靈寺石窟 136
二 天水麥積山石窟 147
三 武山拉稍寺石窟群 162
四 固原須彌山石窟 165
五 慶陽南北石窟寺 171
六 涇川王母宮石窟 176
七 隴東地區(qū)其他石窟寺 178
第五章 陜西地區(qū)石窟寺
一 彬縣大佛寺 182
二 麟游慈善寺石窟 186
三 淳化縣金川灣石窟 190
四 陜北地區(qū)石窟寺 192
第六章 晉豫及以東地區(qū)石窟寺
一 大同云岡石窟 202
1. 云岡石窟的概況 202
2. 云岡石窟的調查與研究 216
二 洛陽龍門石窟 228
1. 龍門石窟的概況 228
2. 龍門石窟的調查與研究 242
三 鞏縣石窟寺 250
1. 義馬鴻慶寺石窟 255
2. 吉利區(qū)萬佛山石窟 256
3. 偃師水泉石窟 257
4. 新安西沃石窟 258
四 邯鄲響堂山石窟 261
五 安陽小南海與靈泉寺石窟 274
1. 涉縣媧皇宮石窟 280
2. 涉縣林旺石窟 281
3. 元氏封龍山石窟 281
4. 曲陽八會寺經龕 282
5. 衛(wèi)輝香泉寺石窟 283
6. 林州洪谷寺千佛洞石窟 285
7. 沁陽太平寺石窟 286
8. 浚縣大伾山摩崖大佛 286
9. 鶴壁五巖寺石窟 286
六 太原天龍山石窟 289
七 太原蒙山大佛和童子寺大佛 299
1. 祁縣子洪鎮(zhèn)石窟 303
2. 武鄉(xiāng)良侯店石窟 304
3. 左權石佛寺石窟 305
4. 平定開河寺石窟 306
5. 靜樂凈居寺石窟 307
6. 太原龍山道教石窟 308
7. 平順金燈寺石窟 310
八 高平羊頭山石窟 314
九 青州駝山與云門山石窟 321
十 其他石窟寺 329
1. 義縣萬佛堂石窟 329
2. 巴林左旗真寂寺石窟 331
3. 鄂爾多斯阿爾寨石窟 332
第七章 江南地區(qū)石窟寺
一 南京棲霞山石窟 338
二 浙江新昌摩崖龕像 344
三 杭州西湖摩崖石刻 348
第八章 西南川渝滇地區(qū)石窟寺
一 廣元皇澤寺和千佛崖石窟 358
二 巴中石窟 366
三 大足石刻 371
四 安岳石窟 385
五 樂山大佛 392
六 劍川石窟 400
七 桂林摩崖造像 404
第九章 西藏地區(qū)石窟寺
一 拉薩查拉路甫石窟 411
二 阿里皮央 東嘎石窟 416
參考文獻 426
后記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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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窟寺 節(jié)選

**章 緒論 佛教的傳入 眾所周知，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起源于古代印度，創(chuàng)始人是釋迦族的悉達多？喬達摩，釋迦牟尼則是佛教徒對他的尊稱，意思是釋迦族的圣人。釋迦牟尼是古代北印度迦毗羅衛(wèi)國（今尼泊爾南部提羅拉科特附近）國王凈飯王的太子，母親摩耶夫人是鄰國拘利國的公主。摩耶夫人在回拘利國的途中，于藍毗尼（尼泊爾魯明代）生下釋迦太子。按通常的說法，釋迦牟尼生活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5世紀間，相當于中國的春秋時代。據佛經記載[1]，悉達多太子為了尋求解脫之道，在29歲那年毅然拋棄了安逸舒適的宮廷生活，到山林中出家修行。經過六年的苦修，太子耗盡了精力，身體羸弱不堪，這使他感覺到所謂苦修并不能達到解脫的目的。于是太子放棄苦修，走到摩揭陀國（今印度比哈爾邦）的尼連禪河，洗盡多年的污垢。由于體力不支，昏倒在河邊。這時有一名叫須阇多的村婦來到他身邊，喂他牛奶，使他的體力漸漸恢復。體力恢復后，太子來到菩提伽耶的菩提樹下，面朝高聳的正象山，結跏趺坐，靜思冥索，終于覺悟成道，創(chuàng)造出一套比較完整的思想學說體系。太子成道后被稱為佛陀。為了宣揚他的學說，他首先到迦尸國都城婆羅奈（今印度北方邦瓦拉納西市）的鹿野苑向曾跟隨他苦修的憍陳如五人宣講佛法，使他們皈依佛陀，從而建立了*初的僧團。以后釋迦牟尼率領弟子周游古印度諸列國，進行了長達45年的傳教活動，*后在拘尸那迦城（今印度北方邦哥拉克普爾）附近希拉尼耶伐底河邊的娑羅樹林間涅槃，終年80歲。 佛教*初只流行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帶。到了公元前3世紀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時期，阿育王（Asōka，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奉佛教為國教，將他的法敕刻在崖壁和石柱上，并派遣傳教士到周邊國家進行傳教活動，佛教的影響迅速擴大，使之成為世界性的宗教。大約到了公元1世紀初，即中國的兩漢之際，伴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和中印文化的相互交流，佛教亦傳入到中國中原地區(qū)。相傳東漢明帝時，天竺僧人攝摩騰、竺法蘭白馬馱經，千里迢迢來到洛陽。漢明帝在洛陽城西門外建立精舍安置他們，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所寺院—洛陽白馬寺。自佛教傳入以來，人們對于外來宗教的了解、認識和接受也是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大體上，佛教經歷了從早期依附于中國傳統的道家、方術和神仙思想，到逐步脫離依附關系而走向獨立發(fā)展的歷程。以后佛教在中國這塊廣袤的沃土里生根發(fā)芽，開花結果，逐漸走上了中國化的道路。 不過，佛教傳入內地初始，作為佛教徒頂禮膜拜的偶像—佛像還沒有出現。大約到了東漢晚期，在墓葬中開始出現與佛教藝術造型有關的遺物，如四川出土的東漢搖錢樹上的佛像[2] 和墓室中的壁畫或畫像石[3]。至三國兩晉時期，這一類的遺物比較多地出現在墓葬中，如湖北鄂州孫吳永安四年（261年）墓內發(fā)現的青瓷佛像[4]；湖北襄樊（即襄陽）三國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黃褐釉兩層陶樓，樓頂上樹立有五重相輪的寶剎，大概是受到佛塔塔剎形制影響的產物[5]。從出土的三國至六朝銅鏡、魂瓶或谷倉罐等器物上常常可以看到佛、飛天等形象或者圖案。有的甚至將佛的形象用于馬具飾件、酒樽附件、香薰支足、唾壺裝飾上。這種近似于褻瀆的做法是與早期佛教尚處于神仙思想和早期道教附庸狀態(tài)相吻合的[6]。由于早期佛教還沒有作為一種獨立的宗教而存在，因此人們往往將其視為外來神仙的一種而受到民間的信仰，這樣表現在墓葬及隨葬器物中，亦僅僅是作為神祇的一種出現的，而不是后來佛教信徒所供奉禮拜的佛教偶像。但無論如何，在佛教傳入初期，佛教文化因素已經開始慢慢地浸透到當時的社會生活和信仰之中。到了東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了統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扶持，走上了獨立發(fā)展的道路，僧俗信徒日益增多，寺院及寺院經濟獲得了很大的發(fā)展。作為佛教徒頂禮膜拜的偶像—佛像當然不能像以前那樣作為裝飾圖案隨意使用在各類器物上。因此，東晉以后這一類器物的消失是同佛教發(fā)展有著密切關系的。關于這一點已為考古發(fā)現的資料所證實。所以，在佛教傳入的初始階段，是不可能出現佛教信徒專門為了禮拜、供養(yǎng)、禪修而開鑿的石窟寺的。 近來一則爆炸性的新聞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2021年12月9日，在陜西咸陽洪瀆原墓地發(fā)掘的新聞發(fā)布會上，展示了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東漢晚期墓葬（M3015）中出土的兩件青銅佛像，一件為立佛，高10.5厘米，為中原風格的面容，而袈裟特征明顯具有犍陀羅風格；另一件為五尊坐佛像，高15.8厘米。經金相測定，這兩件佛像為中原鑄造，表明在都城地區(qū)佛像藝術已經開始了本土化的進程。發(fā)掘者根據同一墓地（M3019）有東漢延熹元年（158年）陶罐上的朱書文字，此墓（M3015）當在延熹元年（158年）前后，由此斷定佛像為同時之作品。這樣的結論看似無懈可擊，但該墓曾經被盜過，就不能排除后世混入的可能性。從佛教藝術發(fā)展的歷史背景看，犍陀羅佛像約出現于公元1世紀，那么公元2世紀就在中原地區(qū)出現本土鑄造的佛像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它的傳播途徑，即絲綢之路沿線有沒有相應時代的造像實例？佛像的容貌是如何轉變?yōu)橹性瓨邮？是不是應該為佛教在中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才可能出現的？這些都是要考慮的因素。從出土青銅佛像體態(tài)渾厚的樣式看，確與十六國時期的青銅佛像十分相似，因此，其鑄造年代定為十六國可能更合適些。 注釋： [1] 按高楠順次朗、渡邊海旭監(jiān)修《大正新修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印刷所，1924—1934年，以下簡稱《大正藏》）卷3本緣部佛傳類佛典主要有：后漢西域三藏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三國吳支謙譯《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西晉月支三藏竺法護譯《普曜經》、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等，可以參閱。 [2] 東漢時期的搖錢樹在四川地區(qū)已發(fā)現不少實例，如綿陽何家山1號東漢崖墓和忠縣涂井蜀漢墓所出隨葬品中就有。參見綿陽博物館何志國《四川綿陽何家山1號東漢崖墓清理簡報》，《文物》1991年第3期，第1—8頁，圖版壹1、2。趙殿增、袁曙光《四川忠縣三國銅佛像及研究》，《東南文化》1991年第5期，第55—61頁。關于搖錢樹的討論，可參見宿白《四川錢樹和長江中下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中國南方發(fā)現的早期佛像札記》，《文物》2004年第10期，第61—71頁。 [3] 如內蒙古和林格爾壁畫墓、山東沂南畫像石墓中均有表現與佛教藝術有關的圖像。 [4] 參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館《湖北鄂州市塘角頭六朝墓》，《考古》1996年第11期，第1—27頁，圖一六，12。 [5]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國墓發(fā)掘簡報》，《文物》2010年第9期，第4—20頁，圖一二。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國墓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2013年第3期，圖九，圖版陸。羅世平《仙人好樓居：襄陽新出相輪陶樓與中國浮圖祠類證》，《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4期，第10—26頁。 [6] 參見楊泓《跋鄂州孫吳墓出土陶佛像》，《考古》1996年第11期，第28—30頁。 二石窟寺的發(fā)展歷程 所謂石窟寺，簡單來說就是開鑿在河畔崖間的宗教寺院，是古代人們進行宗教禮儀活動的場所，也是他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往往將石窟視為寺院的一種表現形式，故稱之為“石窟寺”[1]，如云岡石窟（武周山石窟寺，或北臺石窟寺）、龍門石窟（南臺石窟寺）、響堂山石窟（鼓山石窟寺、滏山石窟寺）。石窟寺以佛教開鑿的洞窟為主流，當然還有其他宗教，比如摩尼教、祆教、景教等等，在個別地區(qū)晚期石窟寺中亦出現了一些釋、道合開的石窟寺以及道教模仿佛教而單獨開鑿的石窟寺，甚至還有儒家開鑿的，但數量極少，無法與佛教信徒開鑿的石窟寺院相比擬，因此，不是中國石窟寺發(fā)展變化的主旋律。 石窟寺在建造形式上雖然與地面寺院有所不同，但仍然可以視作地面寺院的石化形式。換言之，石窟寺是模擬地面寺院而開鑿的。規(guī)模較大的石窟寺大都具有一般寺院同樣的功能。這在石窟寺不同使用功能的洞窟形制上是可以明顯反映出來的。比如塔廟窟（中心塔柱窟），即在洞窟中設置佛塔，或中心塔柱的洞窟（圖1-1），與寺院內的佛塔或塔院相類似，佛教信徒進入洞窟后，可以右旋繞塔禮拜供養(yǎng)；又如窟內雕塑龕像的佛殿窟和設置佛壇的佛壇窟，如同寺院大殿和殿內中心所設佛壇一樣，佛教徒們可以在窟內瞻禮膜拜佛祖偶像；再如僧坊（僧房）窟[2] 和禪窟與寺院內的僧舍和禪堂一樣，供僧侶生活起居和禪修之用（圖1-2）。不同功能的洞窟可以組合在一起，構成一個單元，相當于一座寺院；多個單元組合在一起，可能意味著寺院內不同院落或多個寺院。所以說，石窟寺本身就是一座寺院，是僧俗信徒禮拜、供養(yǎng)、起居和禪修的場所。 佛教石窟寺的開鑿地點一般選擇遠離城市喧囂、依山傍水、環(huán)境幽靜的地方。開鑿石窟的目的與佛教徒的修禪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禪定是佛教徒一種修行的方式。僧人習禪，要進行禪思，需要有安靜的環(huán)境。這在佛經上有著明確的記載。如姚秦鳩摩羅什所譯《禪秘要法經》中說：“出定之時，應于靜處，若在冢間，若在樹下，若阿練若處！盵3] 說明修禪定的人應當住在郊外山林靜處。北魏吉迦夜、曇曜所譯《付法藏因緣傳》則更加明確地說明僧人應在石窟中坐禪。經文是這樣說的：“山巖空谷間，坐禪而念定，風寒諸勤苦，悉能忍受之！辈⒄f：“南天竺國有二比丘，心意柔和，深樂善法。素聞尊 圖1-1 印度伽爾拉石窟第8窟 圖1-2 印度納西克第3窟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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