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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與五四-飲風樓讀書筆記-第一卷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506079907
- 條形碼：9787506079907 ; 978-7-5060-7990-7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國學與五四-飲風樓讀書筆記-第一卷 本書特色
《國學與五四》一書系著名學者祝勇先生*新力作結(jié)集，共分兩大部分。 上篇為《國學筆記》，以國學經(jīng)典名篇《詩經(jīng)》《禮記》《論語》《孟子》《中庸》《大學》《老子》《莊子》《墨子》等為題，逐篇縝密解讀，詳細分析見。下篇為《五四筆記》，祝勇先生在充分肯定五四運動的正面價值及歷史成就的同時，坐定下來，予以十足的耐力與細致、客觀冷靜地對這一豐厚歷史文化遺產(chǎn)分析與反思，從而在這一研究領(lǐng)域中獨樹一幟，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國學與五四-飲風樓讀書筆記-第一卷 內(nèi)容簡介
“新散文”領(lǐng)軍人物祝勇首次發(fā)表的文化筆記 第三屆朱自清散文獎得主，歷史散文家祝勇多年文化筆記首次公開出版。 跨越時空藩籬，重回歷史現(xiàn)場 跨越中國文化中兩大爭鳴革新的年代，回到國學經(jīng)典與新文化運動的歷史現(xiàn)場，回到經(jīng)典作品與歷史人物本身，方能理解這種變革背后的人文力量。將“春秋”與“五四”兩相對照，別有妙處。 美文美圖，藝術(shù)享受 精選第六屆全國書籍裝幀藝術(shù)展覽暨評獎”插圖類銀獎得主、魯迅美術(shù)學院李晨教授手繪插圖22幅。
國學與五四-飲風樓讀書筆記-第一卷 目錄
上編 國學筆記 《詩經(jīng)》《禮記》《論語》《孟子》《中庸》《大學》《老子》《莊子》《墨子》 下編 五四筆記 題記**節(jié)第二節(jié)第三節(jié)第四節(jié)第五節(jié)第六節(jié)第七節(jié)第八節(jié)第九節(jié)第十節(jié)第十一節(jié)第十二節(jié)第十三節(jié)第十四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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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與五四-飲風樓讀書筆記-第一卷 節(jié)選
標榜“民主”與“科學”的五四所欠缺的，恰是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懊裰鳌迸c“科學”是五四給中國這副滿帶著泥土氣息的腸胃帶來的西式大餐。它們確是那個落后黑暗的中國之急需亟需，而且，是一個有機體，相輔相成。民主的本質(zhì)是平等，科學的本質(zhì)是理性。所以，呼喚德先生、賽先生，亦即呼喚平等與理性。有了平等，才有寬容，思想才不會成為犯罪，科學也才會受到尊重，從而不再發(fā)生布魯諾被焚火刑柱那樣的慘劇。同樣，只有具備了科學精神（理性），對話的渠道才能建立起來，也才能實現(xiàn)民主與平等。正如筆者曾經(jīng)在《精神述說的一種可能》一文中寫道的那樣：“中國文人*需要的，便是思辨辯理性，是站在道理上進行爭辯的從容。理性是一切精神活動的基石。西方人文科學的發(fā)達，與其自然科學的發(fā)達是分不開的。西方許多思想和藝術(shù)大師，本身也是數(shù)學家、工程師。于是，周匝縝密的科學理性，自然而然地注入藝術(shù)情感之中，形成他們嚴謹?shù)娜宋膫鹘y(tǒng)。知識的對象是物，在中國，科學理性的缺乏，使得精神意念失去了客觀的保證，歷史上許多美麗的思想都變得模棱兩可，可以隨意改變其精神指向，誰都可以拿它當王牌，而社會照舊黑暗！ 穆勒說：“如果除了一個人以外全人類都是一個意見，那么全人類沒有什么理由不要他表示意見。正如這一個人如果有權(quán)的話，他也沒有理由禁止所有的人表示意見一樣！狈鼱柼┱f：“我不贊成你的話，但我將誓死保護你有說話的權(quán)利！敝v的都是這個問題。將此原則置放在五四時代的話語環(huán)境中，我們有理由要求倡導(dǎo)民主的五四精英在探討的諸問題時能夠遵循民主的原則。而五四變革中的風云人物，許多似乎更專注于拓展自身的話語空間，并排擠他人（尤其是反對派）的話語空間。“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幾乎成了他們的標志性語句，而“與其……不如……”的句式則是他們*為習慣的一種標準句式，表現(xiàn)出一股不容分說的文化霸氣。林賢治對此以贊賞的口吻寫道：“這是一個革命的時代。在這樣一種精神氛圍中，幾乎每一個人都是激進分子，一元論者。連胡適，也都‘拼命走極端’！ 這種霸氣的主要特點就是一語定性，直接導(dǎo)出結(jié)論，缺乏論證過程，更不給對手申辯的機會。就像輕率的法官，抓住疑犯就砍頭，既不進行案情調(diào)查，也不進行庭審和辯論，一刀了事，何其快哉！殺錯了怎么辦？再抓一個便是。這種極端、偏激、直截了當?shù)脑捳Z定式的產(chǎn)生，自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合理性之一，便是新文化所面對的，是以幾千年的專制統(tǒng)治為背景的封建文化，對手是一匹行將瘦死的駱駝，雖然行將瘦死，但畢竟是駱駝，唯有虛張聲勢，才可能有所觸動。有人說這是一場“新舊思想的遭遇戰(zhàn)”，高手過招，這種新舊文化板塊的大震蕩應(yīng)當是情節(jié)跌宕、險象環(huán)生，而在當時，新文化旗手卻是“螞蟻緣槐”，“蚍蜉撼樹”，落入無人喝彩的窘境，根本談不上什么“遭遇”，不得已，錢玄同他們才自扮紅臉白臉，策劃一場苦肉計，自己作踐自己一番，以挑動對手的關(guān)注。林賢治先生稱道這種極端、偏激的話語方式是“弱勢者的方法，被迫使用的方法，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也就是說，這種方法是出于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shù)的雙重需要。于是，“在這樣一種精神氛圍中，幾乎每一個人都是激進分子，一元論者。連胡適，也都‘拼命走極端’。” 對此，魯迅“開天窗”的比喻，頗有代表性：你要開窗子，主人不肯；你說是連屋頂一起拆掉，主人就同意你開窗子了。陳獨秀亦說：“譬如貨物買賣，討價十元，還價三元，*后結(jié)果是五元。討價若是五元，*后的結(jié)果，不過二元五角。社會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 然而，這種以專制對付專制的做法，固然可圖一時之快，達到一點短期效果，但從長遠計，非但不能打倒封建，反而繼承了封建話語方式的衣缽。我看不出五四一代的思維模式和思想方式，與他們反對的人的思維模式和思想方式有什么區(qū)別——盡管具體觀點上是截然對立的，但思想方法是一脈相承的，是中國式的，封建的。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之后，形成的一元、線性認知模式的現(xiàn)代翻版。非此即彼，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以立場畫劃線，全沒有商量的余地，全沒有探討的耐心，全沒有對不同觀念的寬容和尊重，全沒有對民主在本質(zhì)意義上的理解，企圖將思想權(quán)威化、壟斷化。他們反對的并不是語言霸權(quán)，他們反對的是別人的語言霸權(quán)。就像哈耶克說的：“思想一經(jīng)權(quán)威化，人間就慘禍大作，黑暗就籠罩大地！……在稍有實征態(tài)度（Positivistic attitude）的人看來，人類在這條舊路上走，何其殘酷，何其愚昧，又何其浪費！” 林賢治先生說：“在許多時候，所謂寬容是虛假的，而沖突才是社會的生命之所在！ 以此為五四精英辯護是無力的。寬容不是不沖突，不是緘口不言，而是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礎(chǔ)上的“沖突”。沒有這種沖突，又從哪里去考驗和證實寬容精神？沒有沖突的寬容，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寬容，如張東蓀先生云：“有勢均力敵之對抗，然后始能有容！薄岸嘣辈皇翘焐系粝聛淼酿W餅，沒有不同的聲音在同一時空里的撞擊，只依賴某種強力來獲得統(tǒng)治地位，那樣的“文化建設(shè)”，不能真正體現(xiàn)時代的進步，也是長久不了的。顯然，言論民主是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指標，它應(yīng)該被容納于五四精英們“科學”與“民主”的總綱領(lǐng)之內(nèi)。當然，真正的寬容不是沒有前提的，這個前提是人的相對平等，在種族、文化、經(jīng)濟等方面出現(xiàn)嚴重的不平等現(xiàn)象，必然導(dǎo)致沖突。當時復(fù)雜的社會條件，使民主的倡導(dǎo)者們面臨一個悖論，一種巨大的窘境：他們只希望從別人那里爭取到民主的權(quán)利，卻不打算把同樣的權(quán)利施予他人。但是，要使中國走出以暴易暴，以一種霸權(quán)取代另一種霸權(quán)的怪圈，推行民主政治建設(shè)或早或晚都是必經(jīng)之路。即使站在五四知識分子自身的立場上，這種偏激和極端也是不明智的。一方面，它不利于在思想交鋒中團結(jié)更多的同盟。如果一個文化族群想要*大限度地孤立自己，那么他們*好的方法就是采取這種話語方式。另一方面，這種極端主義的論說方式在學理上往往站不住腳，如錢玄同之主張廢除漢字，改用拉丁字母，這種將洗澡水連同孩子一起潑掉的做法，實在難以服人，這種勇氣充其量是匹夫之勇，恰巧可以給對手提供攻擊點和口實。一九二五年，北京一些群眾圍攻和焚燒了《晨報》報館。陳獨秀當時支持了這一行動，認為它是理所應(yīng)當?shù)。而胡適則認為這種“爭自由”的理念已走入死胡同。幾日后，他深覺不能不表達自己的立場，于是給陳獨秀寫了這樣一封信：獨秀兄：前幾天我們談到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我對你表示了我的意見，你問我說：“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五六天來，這一句話常常來往于我腦中。我們做了十幾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但*大的不同莫過于這一點了。我忍不住要對你說幾句話。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lǐng)袖，對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使我很詫怪的態(tài)度。你我不是曾共同發(fā)表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結(jié)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睛里為是為非，決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的惟一唯一原則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惟一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覀儍蓚老朋友，政治主張上盡管不同，事業(yè)上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后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tài)度。……如果連這一點*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你說是嗎？在這封信中，胡適還舉了一個發(fā)生在陳獨秀身上的例子，來表明自己的觀點。五四運動那一年，陳獨秀被拘捕，居然有兩名“文學革命派”的論敵、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參加了營救。胡適說：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里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激烈的空氣里，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但這幾年來，卻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遗碌氖沁@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后，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其實這個問題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實質(zhì)正義與程序正義的關(guān)系問題，另一個是在林賢治所說的“沖突”中，寬容是否必然“虛假”的問題。實質(zhì)正義與程序正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沒有得到解決的一個問題。有人提出過這個問題，但沒有得到解決。一九一九年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之后，梁漱溟就指出： “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不能說我們所作的都對，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們民眾的舉動，就犯法也可以使得！绷核岢龅膯栴}，正是實質(zhì)正義與程序正義的關(guān)系問題。所謂實質(zhì)正義，就是當行為主體在認為其“所做的都對”的前提下，不擇手段達到目的，“就犯法也可以使得”。顯然，沒有人能夠無條件地擁有這種“絕對的權(quán)利”，因為行為主體自認的“正確”，未必是真正的正確，即使動機正確，也未必導(dǎo)致正確的結(jié)果。而程序正義，則做出秩序安排，為主體行為提供制度保證。實質(zhì)正義和程序正義哪個更為可？顯然是后者。盡管程序正義并非一定導(dǎo)致正確的結(jié)果，比如一個發(fā)瘋的民族完全可能通過程序來發(fā)起一場災(zāi)難，但是它發(fā)生錯誤的概率要遠遠小于實質(zhì)正義。實質(zhì)正義常常導(dǎo)致在正義的幌子下實行的暴政。就像邱吉爾對民主制度的評價：民主是個很壞的制度，但是其他制度都比它更糟，所以只能用它。在當時歷史和社會條件下，要求五四一代從容進行程序和制度建設(shè)，似乎有些苛求。各種危機使得他們饑不擇食。然而，隨著時間的推進，我們看到了制度的缺失所產(chǎn)生的后遺癥。*初的欠賬，在時間中已經(jīng)滾動出巨額的利息。到一九六六年，無數(shù)法西斯主義暴行都是以革命的名義施行的，實質(zhì)正義成為他們“革命行動”的保護傘。身體暴力是語言暴力的延伸。胡適批評的，不僅是身體暴力，也包括語言暴力。胡適在思想體系上并沒有太大的貢獻，他受到尊敬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他的自由主義立場。前面說過，這種語言暴力，是封建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翻版。儒家堅信價值唯一，放之四海皆準，一切價值都服從于這個統(tǒng)一價值。而自由主義者則堅持多元化觀點，認為社會不可能建立在一個統(tǒng)一的價值觀和宇宙論基礎(chǔ)上，應(yīng)當在各種價值之上尋找公約性*大的因素，作為社會的共同基礎(chǔ)。關(guān)于這個“*大公約性”，陳名先生概括為兩點：“**是*底線的價值觀念，比如人權(quán)、自由、平等、博愛，無論什么派別可能在語義上有不同的詮釋，但不會在語詞上反對它，一個語詞可以被公共使用，就包含了對這個語詞的基本規(guī)定面上的公約性。例如，你可以說你理解的人權(quán)和我理解的人權(quán)不一樣，但你不能說我根本就不要人權(quán)。第二方面是*大程度的公正，以一個相對公正的運作體系，來適應(yīng)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人們所需要的經(jīng)濟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如果沒有這個相對公正，所有的社會運作都不能開展，所有不同的族群都不能共處，所有不同的團體都不能溝通對話，這個社會就解體了。相對的公正是一個社會在大多數(shù)民意取向上能夠被認同的*重要的指標！ 陳名認為他所說的條件如果不具備，“這個社會就解體”，其實未必解體，依靠強權(quán)和暴力可以得到維系。但這種維系并不可靠，解體隨時可能發(fā)生，因而這種強制性的連接，也可以被稱為解體。在自由主義者眼中，達到陳名所說的“*大的相對公正”的途徑，就是通過容忍、回避、擱置。盡管-胡適們在制度建設(shè)上沒有成就，他們的聲音立刻被激憤之聲覆蓋，但是他（們）對容忍的堅守，使人聽到聲囂雜亂的五四合唱中，理性的一面。
國學與五四-飲風樓讀書筆記-第一卷 相關(guān)資料
祝勇的歷史敘述似乎更傾向為歷史祛除政治的魅，讓歷史回到常識。 ——《深圳晚報》 祝勇散文的一大特點，即是講求跨越專業(yè)的綜合素養(yǎng)；乇芰藢I(yè)術(shù)語，其實還是在寫歷史，寫歷史中的人。這正是祝勇所擅長的。 ——搜狐文化
國學與五四-飲風樓讀書筆記-第一卷 作者簡介
祝勇，作家、學者、紀錄片工作者，藝術(shù)學博士，現(xiàn)供職于北京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兼任深圳大學客座教授。曾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從事歷史研究，北京作家協(xié)會理事，全國青聯(lián)第十屆委員。已出版主要作品有：《舊宮殿》、《血朝廷》、《故宮的風花雪月》等，作品被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等多種選本。獲第一、二屆郭沫若散文獎，第九屆十月文學獎，第三屆朱自清散文獎。擔任紀錄片《辛亥》《歷史的拐點》等總撰稿，先后榮獲第21屆中國電視星光獎，第25、26屆大眾電視金鷹獎優(yōu)秀紀錄片獎、中國紀錄片學院獎、中國十佳紀錄片獎，香港無線電視臺臺慶典禮最具欣賞價值大獎，與《舌尖上的中國》并列獲得第18屆中國紀錄片年度特別作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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