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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神的女兒:英國植物學文化中的科學與性別(1760—1860)

花神的女兒:英國植物學文化中的科學與性別(1760—1860)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時間：2021-04-01
開本： 32開 頁數(shù)： 416
本類榜單：歷史銷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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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神的女兒:英國植物學文化中的科學與性別(1760—1860) 版權信息

  • ISBN：9787220120664
  • 條形碼：9787220120664 ; 978-7-220-12066-4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花神的女兒:英國植物學文化中的科學與性別(1760—1860)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博物學與史科學和史女性主義研究者和女性與自然愛好者榮獲美國歷史學會女性史瓊·凱利（Joan Kelly）紀念獎
打開了關于女性與自然、科學和知識的歷史研究范式
安·希黛兒以其作品的經典性影響了大批相關領域的學者 從古羅馬司花女神到歐洲女性植物學家
18、19世紀的啟蒙運動為女性打開了植物學大門
卻又用“女性”標簽壓制她們在科學領域的更多探索 女性為植物學文化的發(fā)展做出了莫大貢獻
但在男性擁有*對話語權的專家文化下
她們卻難*立署名

花神的女兒:英國植物學文化中的科學與性別(1760—1860) 內容簡介

《花神的女兒——英國植物學文化中的科學與性別（1760—1860）》是一部開創(chuàng)性的著作，探討了植物學為何在林奈時代的英國被推崇為適合女性的科學，并逐漸成為女性重要的文雅活動。希黛兒用翔實的證據(jù)展示了女性為植物學、博物學文化貢獻良多，也剖析了19世紀科學職業(yè)化和專家文化影響下女性植物學實踐遭受排斥的過程。本書為我們理解植物學、理解女性打開了新的視野，提醒我們唯有了解女性的植物學實踐，才能更quan面、深入地理解當時的植物學文化，同時又促進人們重新正視人類與植物交互的多樣性，反思科學世界圖景，以實際行動豐富我們的生活世界。

花神的女兒:英國植物學文化中的科學與性別(1760—1860) 目錄

致 謝/ I

推薦序 / VI

中文版序 / VIII

序幕 植物學對話 / 001

**章 流行于英國的植物學知識（1760—1830）

第二章 植物學休閑文化中的女性

本草傳統(tǒng) / 052

植物藝術與設計 / 055

贊助人和采集者 / 062

林奈的女兒 / 066


第三章 花神的女兒：林奈時代的女作家

慈母般的含羞草：弗朗西斯·羅登 / 087

夏洛特·默里女士 / 093

盈利和慰藉的植物學：夏洛特·史密斯 / 095

亨麗埃塔·莫里亞蒂 / 101

實用論：薩拉·霍爾 / 103


第四章 植物學對話：親切寫作里的文化政治

普麗西拉·韋克菲爾德 / 119

薩拉·菲頓 / 125

哈麗雅特·博福特 / 129

瑪麗·羅伯茨 / 132

簡·馬塞特 / 136


第五章 三位女性的植物學寫作“事業(yè)”

瑪麗亞·杰克遜和啟蒙植物學 / 152

“以熱愛植物學之名”：阿格尼絲·伊比森 / 168

浪漫植物志：伊麗莎白·肯特 / 185


第六章 科學植物學的去女性化（1830—860） / 207

約翰·林德利與“現(xiàn)代植物科學” / 215

改變自然描述的方式 / 219


第七章 維多利亞時期早餐室里的女性與植物學 / 237

藝術家 / 245

采集者和通信者 / 249

殖民地旅行者 / 260


第八章 印刷文化中的花神女兒（1830—860） / 269

刪改植物學：珀金斯夫人 / 274

“大眾之需與普遍興趣”：安妮·普拉特 / 277

插圖植物志：安娜·瑪麗亞·赫西 / 284

未能與植物學家對話：瑪麗·柯比 / 294

簡·勞登：女士植物學還是現(xiàn)代植物學？ / 298

女權主義者的植物志：莉迪婭·貝克爾 / 307


結語 女性主義植物志 321

參考文獻 / 331

索引 / 375

譯后記/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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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神的女兒:英國植物學文化中的科學與性別(1760—1860) 節(jié)選

殖民地旅行者
男性植物學家們可以長途跋涉去搜尋稀有的新物種，擴充經驗知識，滿足采集者的渴望。而維多利亞時代早中期的女性植物學愛好者們卻鮮有人能夠出遠門，她們通常都是在本地的花園、樹林或海邊探究植物，空間地理和性別意識形態(tài)的限制決定了她們滿足好奇心的方式。
盡管如此，還是有少部分女性，尤其是殖民官員的妻子們，可以作為“社會探索者”在帝國擴張的庇護下深入異國的偏遠地區(qū)探險。貴族婦女、上流家庭的女兒、軍官的妻子們得益于她們作為殖民官員妻子的地位，有機會去一些遠比在家附近艱險得多的地方，從印度到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南非， 她們寄回了異國的植物學報告、繪畫、干燥標本和一箱箱的活體植物。
19世紀20年代，印度總督的妻子阿默斯特女士（Lady Amherst）在旅途中采集植物，制作了喜馬拉雅植物標本集，把印度植物引種到歐洲，如繡球藤（Clematis montana）。東印度群島1829—1832年的總司令（后來成為總督）妻子達爾豪西（Dalhousie）伯爵夫人，也在殖民地居住期間制作了本地植物標本集，在更早的時候她在加拿大新斯科舍（Nova Scotia）采集過植物。
幾十年后，印度總督即達爾豪西伯爵的繼任者之妻夏洛特·坎寧（Charlotte Canning）采集標本，參觀植物園，與丈夫一起出公差抵達偏遠地區(qū)，繪制植物圖像，在日記中記錄植物學發(fā)現(xiàn)。在1859年中國西藏邊境的那次長途露營之旅中，帳篷著火，坎寧唯一搶救回來的就是她那些植物畫。之后在印度北部的大吉嶺（Darjeeling）旅途中，她采集和壓制蕨類標本， 畫植物畫，在一封信中寫道：“我總是忙著在剪貼簿上畫畫、寫字，或者把植物名稱等內容寫下來，現(xiàn)在基本已經整理完成——兩本剪貼簿和一個文件袋都裝滿了，還有幾種植物！爆旣惏病炜松∕arianne Cookson）是英國北方一位貴族家庭的女兒，后成為軍官的妻子，也畫了不少印度植物。1834年在印度期間，她畫了30幅印度本土植物，在對開本紙上用明快的色彩畫了睡蓮、荷花、菩提樹和腰果等，其中一些植物還畫了不同生長階段的花或果實細節(jié)，發(fā)表在《印度花卉寫生》（Flowers Drawn and Painted after Nature in India，1835）上。
殖民官員的妻子被納入帝國植物學計劃，威廉·胡克非常重視女性通信者們，尊重并稱贊她們，鼓勵她們采集世界各地的植物標本。她們會寫信回國索要一些材料協(xié)助自己的植物學活動，胡克就會寄去書籍、紙張和顯微鏡等物品。例如在毛里求斯的安娜貝拉·特爾費爾（Annabella Telfair），她的丈夫是一位高級殖民官員和植物園的管理員。受丈夫影響，她對本地植物也產生了興趣，應胡克之邀采集海岸植物。她并沒有指望自己能做出什么貢獻，1829年她在信中寫道：“我很高興把這些戰(zhàn)利品寄給您，但這里對科學或者其他興趣來講實在是個糟糕的地方。”她有幾幅作品還在《柯蒂斯植物學雜志》上得以發(fā)表。
在19世紀30年代，沃克夫人（Mrs. A. W. Walker）對錫蘭的植物探索有不少貢獻，采集和繪制了很多本土植物。她的丈夫是駐守錫蘭的一位陸軍上校，希望她“按植物學的要求學習植物寫生，因為他說錫蘭應該是一個很值得采集的地方”。她在去丈夫駐地之前和威廉·胡克通信，熱切地希望自己能夠為植物學做點貢獻。在1830年9月，她懇求胡克教他一些**技巧，她宣稱，繪畫老師們“一心只想著一朵花的樣子，竭盡全力將其畫下來，畫得很細致，但也很慢，這樣的話那些植物……估計還沒畫完一半就已經全死了”。她還要求參觀胡克自己畫的植物畫，因為“我堅信看了之后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應該做什么了， 如果我能做得到的話”。
胡克一心想發(fā)展殖民地的植物學，便答應了她的請求，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他也給陸軍上校夫妻倆寄去了紙張，方便他們干燥標本，還寄了書給他們。他甚至答應了沃克夫人的請求，寄了“一個不錯的放大鏡……以供……使用”。沃克夫婦在錫蘭旅行過幾次，采集和繪制植物，寄了“不少稀有植物”給胡克。有幾封信詳述了從錫蘭寄送種子、種莢、活株和干燥標本過程中常常難以克服的困難。例如，1836年1月4日的信中說應胡克請求，她準備托一個朋友帶一箱苔蘚標本，“他答應在漫長的海上航行中一直把箱子放在他的船艙里”。沃克夫人還在信中講述了幾次他們的錫蘭植物之旅，胡克將這些故事發(fā)表在他的《植物學雜志指南》（Companion to Botanical Magazine）上，以此鼓勵其他人也把這樣的故事寫下來！拔蚁Ｍ，”他寫道，“其他眾多遙遠的殖民地……也有同樣可靠的科學記者。”有兩種植物也以沃克夫人的名字命名。
女性在帝國的殖民地參與植物學很大程度上也同她們在國內一樣，受到性別角色限制，她們的植物學活動也被限定為女性的文雅愛好，主要是采集植物、制作干燥標本集或者畫植物水彩。當然，殖民活動也讓一些女性得以跨出傳統(tǒng)的性別限制。在沃克夫人的案例中，她明顯被訓練成一位植物學助手，女性這一性別身份反而給她提供了更大的機會，到廣闊的地方去旅行和探索。不過，在殖民地生活也會遭遇經濟上的窘迫，促使女性不得不嘗試進入新領域。上加拿大的凱瑟琳·特雷爾（Catharine Parr Traill，1802—1899）出身于英國一個文學家庭，和家人在安大略省的蠻荒之地定居，面臨新移民家庭的窘迫，她就把自己的文雅植物學技能變成了一項營生。她采集和觀察植物，研究它們的地理分布，在居住的轄區(qū)里跟本地女性學習植物的藥用方法，幾十年里出版了一系列圖書。
也有衣食無憂又對科學充滿興趣的女性到異國荒野去探險，實現(xiàn)自己其他的抱負，例如瑪麗安·諾思（Mariann e North, 1830—1890）。
諾思是一位大城市鰥居紳士的女兒，父親為她提供了藝術訓練的機會，并帶著她到歐洲和中東各地長途旅行。父親去世后，諾思到過加拿大、牙買加、巴西、日本、澳大利亞、東印度群島和錫蘭（今斯里蘭卡）等地探險，她在所到之處支起畫架，用非常有吸引力的方式畫植物，既不同于18 世紀喬治·埃雷特的樸實畫法，也不同于19世紀安妮·普拉特（Anne Pratt）的高雅畫風。
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她立志要積累世界上更多的熱帶植物圖像，便前往原生地探險，成為維多利亞時代晚期“探險女士”之一，擺脫了早餐室和畫室的空間限制，也打破了文雅植物學的桎梏。

花神的女兒:英國植物學文化中的科學與性別(1760—1860) 作者簡介

[加]安·希黛兒，加拿大約克大學榮休教授，曾在約克大學阿特金森（Atkinson）學院執(zhí)教多年，為該學院女性研究中心創(chuàng)始人之一。她致力于女性與性別史研究，關注女性與自然、科學和知識的關系。本書是其代表性著作，具有*創(chuàng)性意義，影響了相關領域的諸多學者。希黛兒也因為本書獲得了1996年美國歷史學會女性史瓊·凱利（Joan Kelly）紀念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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