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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1911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0723770
- 條形碼：9787520723770 ; 978-7-5207-2377-0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1911 內容簡介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辛亥革命結束了一直在中國大行其道的封建帝制，讓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但中國又進入了長時期的軍閥混戰(zhàn)時期。辛亥革命除了造成清政府的滅亡以外，卻還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啟蒙運動。如何厘清辛亥革命的全貌？本書對辛亥革命做了一個完整梳理。本書編選了有名學者如楊天石、馬勇、桑兵等關于辛亥革命的有名闡述24篇文章，從方方面面使讀者從一本書即可清楚準確的了解辛亥全貌。本書雖是文章合集，但有自己獨特的編排體例，即有對史事的考辨歷史的復原，又有思想的闡釋，更有人物的評傳，并且所選文章均可讀性很強，適合一般讀者以一書而知歷史全貌。
中國1911 目錄
導讀 001
鄧文初
**篇
鼎革之際的角力
1911：中國大變局 017
晚清政治改革：邏輯與困境 029
辛亥革命何以勝利迅速，代價很小 038
辛亥革命與清末“新政” 064
新政困局與辛亥革命 075
王權衰落與地方主義 100
被誤讀的晚清改革 114
民初國會存廢之爭與民國政制走向 124
第二篇
新世紀的宣言
近代民權政治的起源 133
民國初年政治結構和文化初探 144
“梁啟超之問” 160
民初有關共和制度的爭論 181
政治浪漫主義與中國早期議會民主 198
略論中國革命的法蘭西風格 215
《新世紀》——“破壞者”的登場 225
無政府主義思潮的興起 235
論辛亥革命時期的民粹主義 247
清末的民族主義 260
第三篇
不安定的底層
“群眾心理”的興起 271
成都的街頭政治 286
秘密會黨與辛亥革命 302
辛亥革命時期會黨運動的新發(fā)展 313
論辛亥革命時期湖南會黨的特征 329
會黨與辛亥革命前夜之廣東社會政治 344
辛亥革命與游民社會 358
展開全部
中國1911 節(jié)選
導讀
鄧文初
那一年發(fā)生的故事其實很簡單，一個舊朝廷的結束，一個新政權的開始。
那一年的歷史書寫其實也應該很簡單，大清結束了，《清史》誕生了。一部官定的史書，本該是蓋棺定論的工作了。
然而似乎有些例外。清亡了，民國江山也改易了，卻連一部晚清史都難以出產(chǎn)，遑論正史體系中的《清史》了。
究竟遇到了怎樣的困境，使得歷史學家們如此踟躕？
其實，經(jīng)過一百多年的“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文獻工作，成千上萬的“歷史工作者”生產(chǎn)了數(shù)千萬上億的史學文字，歷史這具木乃伊早已被層層拆開，軀體經(jīng)過一片一片的CT掃描，檢測報告已足以將歷史事件本身纖細無遺地呈現(xiàn)，史學文字甚至比歷史本身更為浩瀚，足以覆蓋歷史本身的言說。然而，歷史知識越來越豐富的我們，或許對歷史的理解越來越迷亂。被過度詮釋的歷史猶如摻入三聚氰胺的牛奶，不僅因稀釋而流于膚淺，更可能因添加而毒化大腦。歷史學者自然應該在越來越窄越來越尖的問題上深掘，但這樣的一味深掘也可能將我們這些常人帶入一個缺乏氧氣的地下暗層或者一個陷阱。本來應該將讀者帶入更為深遠的智慧之境，但遠離常識的發(fā)明很可能使我們失去對歷史的真切體會，這就是史學的悖論。
我總覺得，史學家們不免要置身于旋渦、紛亂和陷阱之中，探討那些被人類遺忘的邊角碎料，注視那些令人眩暈的幽暗深淵，挑戰(zhàn)自己的眼力、智慧和勇氣，但正如那些藝術家一樣，在他們因好奇而窒息之前，總該浮出水面，仰頭長長地吸一口新鮮空氣，將其作品獻給我們的普通讀者。
選編這本集子的初衷就在這里，從近千萬字的各類論文論著中挑選出二十萬字的作品，從而避免了史學詮釋給人造成理解力麻痹，帶我們回到具體可感的歷史時空。
一
1911年，歲在辛亥。
*先的場景也許應是清廷的退場，一場略顯尷尬又不失優(yōu)雅的謝幕。這是習慣了鼎革之際的那種殺人如麻、血流漂杵之歷史故事的國人們難得見到的稀有歷史場景，也是塵埃落定后回首前塵時我們才會想起的略帶溫情的歷史畫面，或許還是智者們事后總結歷史規(guī)律時高聲提醒我們的要珍惜的政治智慧？赡芤舱且驗樗奶厥猓抛屩T多的歷史學人在百年之后產(chǎn)生依稀牽掛與感傷：隨著帝國的消失，數(shù)千年的大一統(tǒng)創(chuàng)設的那套文化、制度、價值與生活，真的就該扔進歷史的垃圾堆嗎？何況，十年前的大清已經(jīng)全面啟動現(xiàn)代化的歷史車輪，一個有勇氣將手術刀指向自己的政府難道應該遭受這樣的命運不公嗎？
是誰之過？
其實，這樣的“世紀之問”不僅擾亂了歷史學者平靜的書桌，還在本來不太安靜的學界點燃了神經(jīng)癥式撕打的硝煙，壁壘分明的知識立場因此更加壁壘森嚴。歸罪清廷愚鈍的，指責革命搗亂的，在改良派中尋找線索的，在梟雄們的計劃中發(fā)現(xiàn)陰謀的，將矛頭直指那些無知而魯莽的青年學生的，將激烈而暴躁的科舉精英綁上歷史審判臺的，比比皆是。文化的反思、人性的剖析、制度的梳理、行動的復盤，再加上學者們相互不服氣，互相輕視與嘲諷，知識界因為“那一年”歷史耗費了大量的腦力，試圖在紛亂混雜中找出某種“根本因”說服他人并證明自己。
然而，歷史從來就沒有根本因，有的只是眾緣所湊的一張因陀羅網(wǎng)。
其實，如果放寬視野，不是局限在“那一年”的時空里，如黃仁宇所說，在中華第三帝國的長脈絡中，在自朱明王朝以降的連續(xù)時空中考量“那一年”的史事，其事故、災變中的偶然就會呈現(xiàn)出清晰的輪廓和意義。那不是某些表層力量的臨時角力，也非當政者的幾步棋走錯，而是五百年來的社會、經(jīng)濟、文化與政治的慢性失敗，是系統(tǒng)失敗所呈現(xiàn)的免疫力缺失與急性潰瘍，因某些偶然因素而走入一局死棋。也因此，為破解這一死局而啟動的所有力量、招術、謀略、布局、攻守，既有應對糜爛之局的急就章，又有應對五百年來大勢變遷的長期考量。因此辛亥之年既是一個特殊的年份，也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普通年份中的一個。
在《天下1：明清對外戰(zhàn)略史事》一書中，我提出的這條理解中國歷史的長程脈絡，也是莫里循、芮瑪麗、孔飛力、麥金農(nóng)等歐美學人的觀察報告，盡管他們的論題集中在晚清，但一樣抓住了帝國政治的一貫邏輯，那就是中央帝國的改革從來沒有停止，不僅沒有停止，而且以一種強大的加速度向深度與廣度擴張。其激進性，從西方人的視角看也足以令人驚嘆。權力以改革的名義實施全方位的擴張戰(zhàn)略，而且變得越來越具有滲透性，其充滿活力的“自改革”，往往進入教育、軍事、警察、稅收、文化、交通、技術等領域，甚至觸及縣級以下的財政、稅收、教育、文化與管理層，而這些本屬于鄉(xiāng)紳或底層民眾自治范圍。
任何改革都需要成本，而這種由中央主導的激進改革，往往是借改革的名義將成本轉嫁到*底層民眾的身上。這種以犧牲民眾為代價而追求富國強兵、不顧民眾承受力與生態(tài)穩(wěn)定等社會后果而希求“傲立”于世，超英趕美，必然引發(fā)底層的激烈反彈與周期性的社會震蕩。但是，由于不存在民意機構這樣的反饋機制，這些由改革引發(fā)的反彈就被儒家官僚解讀為底層對權力的挑戰(zhàn)，理解為規(guī)范的失控，由此產(chǎn)生某種“帝國危機”意識。一旦這種危機意識截獲帝國的神經(jīng)，也就啟動了黑格爾式的“理性的狡獪”，歷史也就進入了新一輪“惡性循環(huán)”的怪圈——權力擴張引發(fā)社會震蕩，社會震蕩又反過來引發(fā)更為激烈的權力擴張。這樣，陷入“惡性循環(huán)”怪圈的改革者們，就將自己逼入一種毫無回旋余地的鏡像空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四面楚歌、四面受敵，十面埋伏、十面出擊，于是將所有那些被激發(fā)的不可控因素當作假想敵對待，而不免手忙腳亂、進退失據(jù)。這種方寸大亂的失控又與權力意志的獨斷相互激蕩，結果就點燃了隱藏的火藥，政局魚爛、全盤皆輸?shù)木置嬉簿徒蹬R了。
這是深藏在帝國權力系統(tǒng)中的痼疾，是其剛性結構帶來的基因病根，就算對比有著清醒的認知與精確的診斷，也無法抑制與根除這一病灶的發(fā)作。何況，在缺乏自我反思與外部監(jiān)控的帝國系統(tǒng)中，這種病根本就是無可救藥的死癥。在沒有意識到這種死癥存在的情況下，帝國卻想通過自改革實施自救術，不僅自救，甚至妄想在萬國競爭的時代勝出，那就好比啟動了一輛沒有剎車的高速列車，其危險可想而知。
這種改革所引發(fā)的危機，不僅帝國執(zhí)政者未能意識到，事后的歷史學界也未必明白。故提出這些觀察報告的往往不是涵泳在這一文化中的學人，而是那些外來的研究者。像法國史家巴斯蒂就敏銳地發(fā)現(xiàn)，對立雙方的革命黨和立憲派，敵對雙方的袁世凱和孫中山，其實共享同一邏輯，那就是帝國中央集權一以貫之的強化；美國史家斯蒂芬·麥金農(nóng)在對袁世凱的研究中也提及這種“幾個世紀以來聞所未聞的”權力擴張。其實，如果我們接受他們這一“假說”，一些歷史之謎也就能夠做出合理解釋。比如，何以清朝皇族在退位詔書中要特別加上一句，“著袁世凱組織新政府……”。這句話一直被史學界認作是袁世凱的“自我加冕”，是其搶占權力合法性的政治陰謀。他們忘記的是，一種*高權力之所以能夠平穩(wěn)讓渡，就是因為權力本身并未斷裂，而是借著這一時機順利交接與轉移，袁世凱不僅是晚清政府中這波激進改革的重要推手，也是此后的民國政府繼續(xù)推行這波權力擴張的實質繼承人。歷史的演進在此顯示了它的一脈相承，從當時“非袁莫屬”的內外呼聲中也是可以讀出這條信息的。
因此，清廷的倒臺其實就只是這波改革的意外與暫時性的中斷，這一“事件性”的中斷，并未改變歷史的長程進展——無論是帝國的*高國策、富強目標的追求，中央對地方制約的權力關系，還是社會結構的長期演變方向，以及帝國內部民族關系的處理，在袁世凱出任總統(tǒng)時期，以及在此后的北洋政府時期，仍舊是在舊的框架和舊的問題意識中展開，在展開中試圖獲取某種結構性重構與達成某種新的權力平衡。由此，辛亥鼎革、民國開場之際上演的那一系列的議會鬧劇、黨爭笑談，臺上嶄新的亮相、臺下激烈的折沖，其實既無關共和觀念也無關思想沖突，只不過是歷史進程尚未根治的并發(fā)癥的發(fā)作罷了。
二
歷史研究首先應該面對事實，但絕大部分其實是在面對價值，面對錢穆先生所說的“時代意見”而非“歷史意見”。正是因為這種“意見”式的歷史書寫，才會在歷史研究中引發(fā)對抗性的思想紛爭。
這種對抗，早些年是改革與革命的反復翻牌，近幾年進入政治哲學領域，在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問題上“商榷”起來。當然，沒有誰會愿意回到君主時代，但君主時代的那種天下一統(tǒng)、“國泰民安”的真實與幻象，多少讓一些自稱的權威主義者和隱藏的國家主義者心動。何況其中還有“后現(xiàn)代”“后殖民”“中國中心觀”之類的范式變遷所帶來的新奇與時尚，反文化霸權、反西方中心的思想刺激所引發(fā)的流量飆升。
如果說，在以前的革命史觀中，中國近代的積貧積弱、落后挨打等政治、生態(tài)災難該由“帝國主義”承擔責任的話，那么這一波的反思就將社會的動蕩、政治的激化與傳統(tǒng)的崩潰歸罪于西方的“文化霸權”。在其強勢文化影響之下的中國思想界，被公理、自由、民主、人權、共和、平等、博愛、權利、憲法、政黨、革命、軍國主義、鐵血主義、國家主義、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等“外來”詞洗腦，導致“黃金時代”的*終衰落。罪魁禍首就是那些食洋不化、數(shù)典忘祖的洋學生、讀書人和那些言必稱希臘，道必循羅馬的知識分子、觀念人。
不錯，這些“洋腔洋調”“異端異聲”確實始終伴隨著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且一度被史學書寫為推進中國近代化的啟蒙力量。為中國的現(xiàn)代化歷史背書的也正是這些出自西洋文明的“關鍵詞”。然而，“中國故事”上演的真的只是販自西方的“文明戲”嗎？近代中國跌宕起伏的悲喜劇，難道其情節(jié)、內容，結構、風格不是“中國”的嗎？那出神入化的角色扮演、撲朔迷離的變臉戲法難道不是中國人自己天才的本色出演嗎？
幾個洋文詞匯何能攪亂我偉大之中華？！
歷史研究不該將這些抽象的觀念想象成歷史的推進力量，觀念從來就是紙上的符號，而歷史必是真刀實槍的比拼。熱血頭顱的拋灑，哪有一絲半毫的虛頭巴腦！在槍桿子與筆桿子的較量中，歷史無一例外的都是由實在的東西做主，至少，歷史的中國如此，那時的中國如此。
將歷史變動歸結為觀念的發(fā)生、引介與沖突，是宣傳家們的魔術，也是唯意志論的幻覺，但如果歷史學者也重復這樣的啟蒙論，那就不僅是思想的懶惰，更是歷史的無知——雙重的失誤。
基于這雙重失誤，那些浪漫主義者相信觀念的爆炸足以改變世界，那些經(jīng)驗主義者則堅持歷史進程應像植物生長一樣自然而然，反對理性的設計。雙方看似在相互攻難，事實上卻共享著同一的思維困境與認知謬誤——忽視觀念背后的社會情境。然而歷史的真實卻正是建立在這種社會真實的基礎之上的。晚清中國的凋敝窳敗，帝國根基的動搖破裂，早已深埋在人們的意識里，深埋在*深層的人格分裂與*真實的生存血淚里。新概念的浮現(xiàn)與新思想的沖擊乃是出自文化人格的爆裂與自我救贖的呻吟，這是隨數(shù)百年所積劫數(shù)而來的心靈壓抑、扭曲，焦慮與渴望而發(fā)出的生命悲鳴，是生物本能、生存意志的吶喊。如果說它呈現(xiàn)出海浪一般的掀天動地之力量，那也不是思想啟蒙的結果；相反，啟蒙正是借助這股洪荒之力而掀起了新時代的浪潮。這股洪荒之力，自元明之際延伸至晚清，其釋放出來的能量始終沒有得到傳統(tǒng)文化的安置，沒有得到制度性的安排，才不得不以山崩海嘯般的氣勢爆發(fā)，正像火山一樣，*終擠出一條裂隙噴薄而出。
歷史從來不是理性的設計，而是力量的較量，是生存意志與生命能力的釋放。它表現(xiàn)為情感的爆發(fā)、言語的激蕩與身體的狂歡。閣樓密謀、街頭暗算、廣場宣講、議會嘶喊、謠言飛馳、群氓暴動、會黨掠搶、戰(zhàn)場沖殺、血與火的漫卷、生與死的狂嘯，新名詞也會隨同傳單一起飄灑，新理念更如子彈一般亂飛，這些都是情緒爆發(fā)釋放出來的信息，是秩序崩潰引發(fā)出來的氣浪。喧囂觀念的背后，正是被阻礙的社會轉型、被壓抑的生命勢能。其被導向政治反叛的路徑，正說明這股阻礙與壓制的力量內存于政治結構之中，內存于政治失敗與社會崩潰之中。這是一種生命的直覺，無關乎外來觀念或翻譯思想。
在這樣的群情中，政治行動是情緒性的更是宗教性的，是信仰而不是理性，它不受革命者的設計，革命反倒是其意外的產(chǎn)兒。正因為意外，它才令革命者舉額慶賀，以為數(shù)千年專制可在一夜間顛覆，民主共和制度可凌空蹈虛新建，于是其“畢其功于一役”的浪漫主義遐想被激活。實際上，作為制度的共和政治，與其說是啟蒙者的設計，不如說是在妥協(xié)中的展開，是為了避免*壞結果而達成的折中。在這樣的權衡中，一些沒有實質意義，可以自由解釋的概念，如民主、共和、主權之類，正好符合“*小公約數(shù)”這一政治談判條件，從而被抬舉為民國招牌。
那么，我們如何理解共和、民主等這些插入漢語世界的外來語？
與其將它當成某種歷史的動力，不如將它當成一場深情的告白，那些絕望中的知識人，在絕望的暗黑中，向著同樣絕望的同胞和想象中的未來，向著不可見的歷史深處——深情告白。正因為絕望、孤獨，他們才會如此決絕；正因為現(xiàn)實沒能給他們以希望，他們才需要遠尋異聲；正因為傳統(tǒng)沒能給他們以光明，他們才需要仰望星空。這是疏離者的孤獨，是被母族文化拋棄后的自我放逐。也因為這種放逐，他們生活在自己的影子和想象中，生活在觀念的洞穴與激情的焰火中。他們的步履是先知者的行程，屬于時間之流中的未來時態(tài)。
不過，有了這些外來語，歷史當事人的演出就有了外來的觀眾與全球的傳播，我們這些讀歷史的后來者就有了參照的眼光和對未來的想象，歷史當前的形態(tài)與此后的演變也就有了另一種可能。
思想的價值或許就在于此。
（節(jié)選未完）
中國1911 作者簡介
鄧文初，1968年生，湖南寶慶人。畢業(yè)于湖南師范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研究生畢業(yè)于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思想史專業(yè);2005年浙江大學中國近代史專業(yè)畢業(yè)，獲史學博士學位。曾在媒體做過編輯、記者與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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