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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無痕 學者無疆:上海社會科學院老專家口述史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2023770
- 條形碼：9787552023770 ; 978-7-5520-2377-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歲月無痕 學者無疆:上海社會科學院老專家口述史 本書特色
王玉梅，謝京輝主編的《歲月無痕學者無疆（上海社會科學院老專家口述史）》主要為上海社科院已退休老專家講述的有關上海社科院發(fā)展歷程、重大事件等的歷史資料，包括自己的生平經歷、自己從事學術研究的立場及成果、作為領導時期的作為、對年輕一代科研人員的希望，以及對上海社會科學院的深切希望等。
歲月無痕 學者無疆:上海社會科學院老專家口述史 內容簡介
2018年，適逢上海社會科學院建院60周年。 60年，一個甲子的崢嶸歲月，上海社會科學院始終立足使命，屹立在時代前沿，理論探索，孜孜以求，實踐真知，不曾停歇。 作為成立*早、規(guī)模*大的地方社科院，作為黨和政府的思想庫、智囊團，無論是在基礎學科領域，還是在應用研究領域，上海社會科學院都作出了積極貢獻。 本書把上海社會科學院建院以來老一輩專家學者的治學經歷與學術思想，以口述史的形式展現出來。通過口述歷史總結老一輩專家學者的優(yōu)秀精神品質和學術風骨，以期有助于青年一代學者更加深刻地學習傳承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優(yōu)良學術傳統(tǒng)。 典數過往，得溫前史，益知創(chuàng)業(yè)之艱。 傳承精神，常懷感恩，彌烈興邦之志
歲月無痕 學者無疆:上海社會科學院老專家口述史 目錄
在編纂辭海中進行經濟學研究：曹麟章副所長訪談錄
在“學”與“思”的旅途中：陳伯海所長讓訪談錄
社會學研究之路的回顧：丁水木所長訪談錄
一位老地下黨員的學術人生：段鎮(zhèn)所在訪談錄
我的學術之夢：范明生所長訪談錄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法學智慧的發(fā)現之旅：華友根研究員訪談錄
資料堆里找寶藏：黃漢民研究員訪談錄
跨學科研究的踐行者:金哲副所長訪談錄
深情回憶社科院的復院工作：藍瑛副院長訪談錄
緊跟學術前沿，致力于新學科研究：李良美研究員訪談錄
胸懷天下一隱士：劉修明研究員訪談錄
生命存在與文化意識：羅義俊研究員訪談錄
文學與美學：邱明正所長訪談錄
終身反對派的書寫者：任建樹研究員訪談錄
探究科學哲學與生命倫理：沈銘賢研究員訪談錄
堅守傳統(tǒng)經學研究的耄耋老人：湯志鈞副所長訪談錄
從工人“寫手”到經濟學家：陶友之研究員訪談錄
智庫研究先行者：童源軾研究員訪談錄
.在世界經濟研究所的歲月：王惠珍副所長訪談錄
學術生涯回眸：王淼洋所長訪談錄
從外交官到國際問題專家：王曰庠副所長訪談錄
“是真才子自風流”：伍貽康所長訪談錄
工科出身的決策咨詢專家：夏禹龍副院長訪談錄
“社會科學，學問**”：徐培均研究員訪談錄
與改革開放的上海共成長：姚錫棠副院長訪談錄
在咨詢中心工作的二十多年：姚祖蔭研究員訪談錄
“天生我材必有用”：尤俊意研究員訪談錄
研究、統(tǒng)戰(zhàn)兩不誤：俞文華研究員訪談錄
從青春無悔到白發(fā)蒼蒼：袁恩楨所長訪談錄
學問貴在持之以恒：張開敏所長訪談錄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工運史專家：張銓研究員訪談錄
從文摘到情報信息：鄭開琪所長訪談錄
探尋科學的哲學基礎：周昌忠研究員訪談錄
學術研究的長遠意義：費成康研究員訪談錄
迎接社會學研究的春天：盧漢龍所長訪談錄
“大船必能遠航”：潘大渭副所長訪談錄
陷在了摩尼教研究的“汪洋大！崩铮很莻髅鞲彼L訪談錄
我的知青生涯與文學歲月：葉辛所長訪談錄
要弄明白我不懂的東西：俞宣孟研究員訪談錄
從艦船設計到信息安全研究：張新華研究員訪談錄
從經濟理論到世界經濟研究：陳招順研究員訪談錄
決策咨詢工作中的經濟學研究：周振華研究員訪談錄
奮戰(zhàn)在西藏與上海的社科戰(zhàn)線上：盧秀璋副書記訪談錄
“雜”而后“通”：林其錟研究員訪談錄
做一個開放與變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許明研究員訪談錄
實事求是是科學的靈魂：王志平所長訪談錄
潛心學海，奉獻國家：俞新天副院長訪談錄
踏入上海史、女性史探索之門：羅蘇文副所長訪談錄
“大人不華，君子務實”：沈國明副院長訪談錄
仰望星空，腳踏實地：陳圣來所長訪談錄
疾風知勁草：王榮華院長訪談錄
風輕云淡話當年：尹繼佐院長訪談錄
平淡是真：張泓銘研究員訪談錄
社科院那些人那些事：左學金副院長訪談錄
在經濟與歷史間徜徉：張忠民研究員訪談錄
區(qū)域與城市經濟發(fā)展路徑的探尋者：陳家海研究員訪談錄
北大才女的詞學研究：錢鴻瑛研究員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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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無痕 學者無疆:上海社會科學院老專家口述史 節(jié)選
在“學”與“思”的旅途中： 陳伯海所長訪談錄 被采訪者簡介： 陳伯海 1935年生，湖南長沙人，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國家和上海市社科規(guī)劃文學學科組成員、上海市古籍整理規(guī)劃小組成員、上海作家協(xié)會理事、上海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導師，還擔任過上海社科院東西方文化研究中心、東亞文化研究中心和文化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1987年聘為研究員，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在上海社科院工作期間，曾主持并完成“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期間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4項、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4項。個人撰著有《唐詩學引論》《中國文學史之宏觀》《中國文化之路》《中國詩學之現代觀》《生命體驗與審美超越》《回歸生命本原》等11種，另主編《近四百年中國文學思潮史》《中國詩學史》（七卷本）、《中國文學史學史》（三卷本）、《上海文化通史》等14種，發(fā)表論文百余篇。其中，《唐詩學引論》《中國詩學史》于1994年、2004年分別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學術著作二等獎，《中國文學史之宏觀》《上海近代文學史》《近四百年中國文學思潮史》《上海文化通史》于1994年、1996年、1998年、2002年分別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著作三等獎，主編《唐詩匯評》于1999年獲新聞出版總署“全國古籍整理圖書二等獎”，《中國文學史學史》獲2004年“中國圖書獎”；《唐詩學引論》有韓文譯本，曾獲韓國學術院獎；論文《民族文化與古代文論》1986年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論文獎，《自傳統(tǒng)至現代——近四百年中國文學思潮變遷論》于1998年獲首屆“魯迅文學獎”（優(yōu)秀理論評論獎）。1987年作為上海市科技戰(zhàn)線先進人物受表彰，1988年獲上海社科院首屆精英獎，2008年獲上海社科院建院50周年學術杰出貢獻獎。2002年退休。 一 我1935年出生在上海，祖籍湖南長沙。父親陳科美早年從湖南老家赴美留學，師從著名哲學家、教育家約翰·杜威先生，1926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攻博后不久回國，定居上海，在復旦、大夏等好幾所大學教授教育學。解放初期，他在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系任教，1956年調至新成立的上海師范學院，負責組建教育心理學教研室！ ∥页錾痪茫箲(zhàn)全面爆發(fā)，日本人占領了上海，當時年歲尚幼，但還記得遭遇過路上戒嚴、搜身等令人害怕的情景。稍大進入中西女中附。信y(tǒng)招）就讀，就是現在的江蘇路第五小學。二年級時校舍被日軍征用，把我們趕到現在的烏魯木齊路一帶租房上課，直到抗戰(zhàn)勝利才遷回原校。小學畢業(yè)后考進圣芳濟中學。這是一所教會學校，比較注重英語，不過我讀到初二時上海解放，后來也就不用雙語教學了。1953年中學畢業(yè)，進入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校長是老教育家孟憲承；中文系主任是老作家許杰，一位忠厚長者；系副主任徐中玉先生，他們給我們講文學概論，那時老教授講課的比較多。錢谷融先生當時還是青年講師，給我們開過現代文學課。1957年大學畢業(yè)前夕，有過一次難忘的經歷。當時正值“大鳴大放”、號召解放思想之際，錢谷融先生寫了一篇題為《論“文學是人學”》的論文，引發(fā)了軒然大波。文中提到“人學”是引高爾基的話，含有“人類學”的意思，錢先生借以表示文學作品要描寫活生生的人，起到感染人、教育人的作用，不能僅用作現實生活的圖解或政治宣傳的工具。那年春夏之交，正好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舉行學術研討會，有不少外校老師參加，這篇文章提交會議討論時，果不其然，引起與會者群起反對，當然還屬于學術爭鳴的性質。主持這場討論的是施蟄存先生，在大家發(fā)言說得差不多的時候，他問：“還有誰要發(fā)言？”我當時年輕氣盛，看到多數人都拘于成規(guī)，不理解錢先生的用意，有點按捺不住，就站起身來說：“我講幾句，可以嗎？”因為前面發(fā)言的都是老師，而我只是個大四學生，施先生想了想說：“給你5分鐘時間吧！蔽艺f：“好！就5分鐘！苯Y果講了10來分鐘，就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用*簡明的話語表述了一番，講完也就散會了。后來聽與會同學說，講話時有好幾位老先生一直在點頭？蓻]料到，錢先生的文章剛一正式發(fā)表，就被許多人指為“離經叛道”，群起聲討。這場圍剿持續(xù)了很長時間，“上綱上線”相當厲害，后來周揚出來講話，說是文藝思想問題，不屬于政治問題，才稍稍緩和下來。但也因這個緣由，錢先生長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做了38年講師不得升遷？扇缃襁@篇文章已成為現代文論中的經典之作，凡講文學史的都會提到這場公案！ 《 ∮捎谶@次支持錢先生觀點的發(fā)言，畢業(yè)時組織上給我的鑒定是： 文藝思想上否認黨性原則。這樣，我就難以留在母校了，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上海師范學院，進外國文學教研室任助教。3個月后，正值國務院號召干部下放勞動，我又作為**批“下放干部”來到江灣五角場附近的農業(yè)合作社進行勞動鍛煉，在農村待了近兩年時間，正趕上“大躍進”、人民公社等轟轟烈烈的運動，雖辛苦，也長了見識。1959年暑期下放勞動結束，返回上海師范學院繼續(xù)擔任歐美文學助教，導師是著名的翻譯家朱雯先生。這次我原想安下心來好好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一回工作崗位，就跑到圖書館借了大量與專業(yè)相關的書籍，無日無夜地啃讀起來，還在從事輔導與實習之余，寫下一篇論述巴爾扎克的世界觀與創(chuàng)作方法的長文，以為“試筆”，后發(fā)表在《文學評論》上。本以為這樣可以安然起步前行了，誰知不到一年時間重起風波。很有意思的是，這次惹禍同樣出自發(fā)言的不謹慎。 1960年春，就在我回校的第二學期，上海作協(xié)召開擴大會議，主題是“重新評價18、19世紀歐美資產階級文學”，參加者不限于作協(xié)成員，高校相關專業(yè)人士亦歡迎列席。會議前后開了七七四十九天，是當時上海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我因為從事的正是歐美文學教學和研究工作，就抱著認真學習的態(tài)度來旁聽。來的時候會議已經開了兩天，說是“重新評價”，基調則是“徹底批判”，且一開始就抓了三個活靶子，分別是復旦大學的蔣孔陽、華東師大的錢谷融和上海師院的任鈞，以他們?yōu)椴毁澇伞皬氐着小钡牡湫。我老老實實地聽了幾天發(fā)言，當時的感覺還是有收獲的，原本較推崇18、19世紀歐美文學的進步性，現在懂得它們仍屬于資產階級文學，和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有不相容的地方，所以需要批判。但有一個問題始終沒弄通，即西方古典文學在當今就完全沒有積極意義嗎？我是當教師的，總不能將每堂課都上成大批判，把莎士比亞、歌德、席勒等統(tǒng)統(tǒng)扣上一頂“資產階級”帽子算完事，還須有所分析。毛主席也說過要批判繼承，那么歐美資產階級文學在今天就一概不能肯定嗎？就這個問題我思考了好幾天，且在跟我一起參加會議的年輕同事間聊到。他們表示贊賞，竭力慫恿我上大會發(fā)言。慫恿我的人后來多成為我的積極批判者，當時風氣就是這個樣子。那時我才20多歲，算是“初生犢兒不怕虎”吧，就報名大會發(fā)言，F在回想起來，發(fā)言的基調還是很平和的，首先肯定了“徹底批判”的口號，把它界定為從根本立場和世界觀體系上與資產階級劃清界限，但在這個前提下仍要講“批判繼承”；接著按我當時的理解，將18、19世紀歐美文學及其作者劃分為四個類型： 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如海涅，人道主義者；如雨果，個人反抗型的；如拜倫，還有就是保守、反動一路的，各就其該批判或可肯定之處加以提示。講完后，主持大會的葉以群說：“剛才這位同志發(fā)言，不管觀點如何，是做了認真思考的！甭牭竭@話，我知道他對我的觀念有保留，不過口氣并不嚴厲，加上當時有更大的活靶子在，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便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 h結束回到學校，系領導來找我談，要我將作協(xié)會上的發(fā)言在全系教工會上再講一遍，便于大家都來關心討論。我妻子極力勸阻，說講了肯定會惹火燒身。但我覺得不講也不行，作協(xié)發(fā)言已經記錄在案了，況且我認為自己的看法沒什么不妥，批判繼承是毛主席的話，教學工作中也必須這樣做。于是，我就在系里重講一次。結果果然是全系展開批判，“一邊倒”式的連續(xù)批了兩個多月（也有一些老教師私下表示同情我的意見，卻不敢公開支持）。但我仍不服氣，且據理力爭地反問道：“如果認為我所謂在批判前提下有所肯定，就是不要徹底批判，那就請你們談談，你們如何理解‘批判繼承’方針的！闭麅蓚月時間，沒有一個人接我的話茬，突然有一天大家都開口了，而且眾口一詞：“要講繼承嗎？徹底批判就是繼承！”我不知道這是當時上海市文化局某領導作出的結論，由上面?zhèn)鬟_給“積極分子”內部掌握。一聽他們都這樣說，我立即反駁道：“這話講不通，我們現在徹底批判帝修反，難道就是要繼承帝修反嗎？”這樣又來回爭執(zhí)了一番。辯論尚未結束，系領導找我談話，說我不適合在高校任教，組織上決定調我去長寧區(qū)當中學教師。他上午跟我談，下午我就急匆匆去人事處辦手續(xù)離校了，當時也是負了一口氣的。 三 來長寧區(qū)報到時，原聽說要分配去市三女中，剛好區(qū)教工紅專學院（現改稱教育學院）要人！凹t專學院”是“大躍進”的產物，實際負責中小學各科教學研究和教師進修，每區(qū)都設有一個。長寧區(qū)教工紅專學院院長兼支部書記林靜是位老干部，她看了我的檔案，對我的業(yè)務能力表示認可，點名挑了我。從1960年9月到1978年底，我一直在這個學校工作。剛進來時分在小學組，第二年轉中學組。中學組負責語文學科的一共才兩人，另一位老教師著重抓教改，經常跑學校，組織觀摩教學和教材教法研究等。我也搭手這方面的工作，主要精力則用在為教師進修開課上，1960—1964年，輪流開講了文章選讀、文學理論、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古代文學等多門課程，等于將大學所學的專業(yè)知識重過了一遍。這對我很有好處，以往讀書時不免有忽略過去的地方，現在自己要教，必須將每個環(huán)節(jié)都搞清楚。我的古文閱讀能力就是在這段實踐工作中鍛煉出來的，一些現當代作品也在這個時候才有較深入的接觸。另外，學校領導不像高校那樣一味追求意識形態(tài)“純正”，而更看重工作實績，也有助于我重新振作精神，妥善安排自己的學習與生活！ 1964年秋，社教運動在全國開展，紅專學院暫停業(yè)務，大部分教師下鄉(xiāng)搞“四清”。我先去奉賢，后到南匯，跟隨工作隊在農村待了兩年，自然也是一種歷練。但我分在大隊部管材料、文書、查賬等，接觸實際仍比較少。也正緣于此，我的作息比較有規(guī)律，晚上常能擠出一點空余時間來。按工作隊的不成文規(guī)定，搞運動是不準帶業(yè)務書看的，但我是個不讀書不得過的人，就利用這點時間學經典著作，先讀毛選四卷，再讀馬恩選集、列寧選集等，一篇篇做勾畫批注，讀得相當認真？梢哉f，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掌握，恰恰是在這兩年打下基礎的，也算是參加社教運動的一大收獲吧！ 八那濉鄙形词瘴玻拔幕蟾锩奔匆寻l(fā)動，當我于1966年夏天回校時，大字報已經鋪天蓋地了。我雖然也“吃”到幾張大字報，卻沒來得及去貼別人的大字報，這使我在運動中多少保持了一點“好名聲”，不致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就“文化大革命”本身而言，我有許多不理解的地方，但由于多年來接受反修防修的教育，總相信偉大領袖指示的道路不會錯，自己應該努力去學習和適應它！傲直胧录钡谋l(fā)給了我很大震動，讓我意識到事情發(fā)展中有嚴重差錯，而面對長時期動蕩不安的形勢，又深感內心彷徨無主，不知道未來的趨向如何。于是整個這段期間，我除了按規(guī)定參加各項工作與活動外，剩余時間便一頭扎進故紙堆里去尋求慰藉，正好家藏父親留下的整套《四部備要》，翻檢其中我素來愛好的唐人文集，邊誦習邊做札記，客觀上為日后從事研究開了先路！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1977年暑假過后接到教育部通知，借調我去北京編中小學語文教材，滯留京城約一年半時間。當時的北京正處在百廢俱興階段，不僅人情歡躍，各種新的設施如地鐵、高速公路、立交橋、三環(huán)線等都在上馬，使我得以目睹現代化城市格局如何從歷史故城中脫胎生成。我便利用工作之余的每個周末假日，跑訪北京的大街小巷、名勝古跡，大大開闊了眼界。更常去各大圖書館借閱資料，那時正是“讀書熱”的時候，圖書相當開放，服務態(tài)度也好，只要開出書單，管理員就會捧出大疊線裝書來任你翻看，不讓經手的孤本、善本亦可通過錄影膠卷隨意檢索。我經常早上6點多從住所香山飯店出發(fā)，8點鐘趕到圖書館，一直看到下午7點閉館，整天泡在里面，有時飯也顧不上吃？窟@種方式，我差不多通檢了北圖所藏歷代唐詩選本及相關典籍，用手抄筆錄記下所需要的材料。這也是對后來研究工作所做的初步積累！ 【驮谖疑硖幈本┢陂g，原來合并成立的上海師范大學實行分家，華東師范大學（華師大）、上海師范學院（上師院）及上海教育學院等個個自立門戶，1972年5月，受“文化大革命”時期辦學方針的影響，上海的華東師范大學與上海師范學院、上海半工半讀師范學院、上海教育學院、上海體育學院等校合并，統(tǒng)名“上海師范大學”。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各校再行分開，相繼恢復原有建制。上海師范學院后又于1984年更名為上海師范大學。忙于招兵買馬。幾所大學都曾和我聯系，邀我加盟。我個人比較傾向于華師大，因為是母校，人地熟悉，加以跟上師院有過一段疙瘩。但上師院直屬市教育局，容易取得局里支持，且以“落實政策”為由調我回去，顯得道理充足，所以華師大希望我自己出面表態(tài)，便于他們爭取。為這事我找個機會專門回滬一次，但紅專學院領導（還是林靜同志）告訴我，局里已做出決定讓我去上師院，不必再多找麻煩了，還說學校舍不得放我走，但考慮到我的意向和發(fā)展前景，同意支持我返回高校。我很受感動。這個時候，上師院中文系黨總支副書記也親自上門來看我，明確表示那次批判是錯誤的，誠懇邀請我回校。就這樣，當北京的任務告一段落后，我在1979年初重新回到上師院。 四回上師院時，系里本打算安排我繼續(xù)搞外國文學。我說，離開18年，很少碰外國文學，外語也丟生了，難能再拿起來。相對而言，這些年接觸中國古典文學稍多，還是轉古代室吧。由此始確定古典文學為專業(yè)方向，時年已44歲；厥紫惹暗臍q月，長期處在漂浮無定的狀態(tài)，現在總算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場所！ 撜f，回上師院這段期間，我一直是比較安心的。剛開始兩三年時間，邊開課，邊協(xié)助唐詩專家馬茂元教授帶研究生，自己也做點研究。起手時比較謹慎，選擇晚唐詩人李商隱和宋嚴羽《滄浪詩話》兩個個案作解剖對象，連續(xù)寫了十來篇論文和兩本小冊子，取得了一定經驗。正當我開始考慮如何繼續(xù)深入并有所拓展時，《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在上海的分社來聯系借調我去參加“中國文學卷”的編輯工作，負責人便是王元化先生。我當時其實并不很想接這件事，因為在手的工作正順，上師院的環(huán)境也足以安身，不過系里認為是王元化先生出面的，便極力動員我去。于是從1981年暑期開始，就轉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分社，在元化先生直接領導下搞文學卷的編輯工作。工作相當繁忙，要聯系專家學者，組織各種會議，更要親自動筆按體例修整稿子，花費了大量精力。但也有好處，便于廣泛接觸學界著名人士，了解他們的治學方法和相關領域的發(fā)展概況，以打開自己的視野并加深思考。其間，交往*多的自然是元化先生，作為他的直接屬下，遇有疑難雜事必須及時向他請示。他常能舉重若輕地化解各類糾結，那種既講求原則又能平和待人的作風，是我深所欽服的。 在大百科分社工作兩年，我感覺脫離學校過久，一再請求回去，遂于1983年暑期重返師院。當時文學卷尚未全然竣工，需要兩頭跑跑，而重心已轉到校內。我干的仍是老本行，教學之余，繼續(xù)從事唐詩研究，但已不滿足于個別事象的考察，思量著如何突破陳規(guī)，進行綜合性研究，將唐詩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這樣一種思考并非無根據的遐想。就我所接觸的歷史資料來看，唐以后歷代詩家與論者，從不把唐詩僅視為唐人所寫的詩，而是當作一種特定的傳統(tǒng)乃至詩歌典范，奉為追隨和效學的楷模，所謂“宗唐得古”正指明其典范意義之所在，F代學者雖不主張今人寫詩也要依仿唐詩，卻仍然認為唐詩體現了民族精神，是民族審美心理的*好結晶。因此，如何超越就事論事的眼界，在具體把握歷史內在聯系的基礎之上，將唐詩的質性、根由、流變、影響等關鍵性論題概括、提煉出來，無疑對當今文藝創(chuàng)作的借鑒傳統(tǒng)和推陳出新具有重要價值。我把這一構想稱之為唐詩學的建設工程，從目錄學、史料學和理論總結三方面作了設計，并開始邀集同道付諸實施。雖然不久之后我又奉調離開師院，此項工程仍然延續(xù)下來，經30年之頓宕波折，陸陸續(xù)續(xù)編撰出8種專書，合成900萬字的“唐詩學書系”，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fā)行！ ∥濉 ∥艺{來上海社科院工作是在1984年國慶前夕，先擔任文學所副所長，1989年改任所長，1995年底卸脫行政職務，2002年退休！ 砦膶W所工作之初，所內還有兩位老所長，科研人員大多是近幾年調入的，背景和閱歷不盡相同，治學理念及人事關系上也存在諸多差異與矛盾。我和同時調入的黨委副書記瞿浪同志看法一致，共同致力于促進穩(wěn)定、團結。瞿浪同志長年在市委組織部門工作，處事有經驗，既抓思想教育，又妥善處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使人心得到安定。我則將工作重心放在“七五”規(guī)劃上，鼓勵各研究室分別訂出“七五”期間的奮斗目標，爭取學科建設能上一個新的臺階。我們相信，只要大家把心思集中到科研上，其他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后來證明這個做法確實有效，“七五”課題申報，文學所**年即奪得兩個國家項目、3個市項目（后歷年續(xù)有斬獲），大大鼓舞了士氣，人人有事可做，諸種矛盾也就自然而然地淡化了。從此，抓規(guī)劃與落實課題成果，便成為全所工作的一個重心！ ∨c此同時，我也比較關注學科建設。在我看來，上海社科院和高校同樣需要搞學科建設，但應有所區(qū)別。高校的大塊任務是教學，教學要打基礎，所以學科建設也常要圍繞基礎研究展開。社科院則以科研為主，盡管也須有基礎為依托，但不必花太多氣力在基礎研究上，可以直接進入前沿，占領學科發(fā)展的制高點。社科院又是個接觸社會各種思潮的好平臺，充分發(fā)揮這一優(yōu)勢，更有利于把握科學前沿。我們文學所原設有古代、現代、當代、外國和文學理論各研究室，在鼓勵各室立意創(chuàng)新的同時，更策劃成立了文藝新學科研究室（當時設立此項研究的在全國僅中國社科院和我們兩家），便于跟外界各種新思潮呼應交流。還在古代室下面增設了近代文學研究小組，組織《上海近代文學史》的編寫，成為全國*早開展地域文學史研究的單位，且與現代室的“孤島文學”“左翼文學”以及當代室的上海當代文學研究相配合，構建起上海文學（后擴大到上海文化）研究系列，形成我所的重要特色。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大潮涌起，我們又不失時機地將文藝新學科等合并、轉化為文化研究室，提出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并舉、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研究并舉的建所方針，對全所科研工作的轉型起到了推動作用。以上是我在文學所擔任行政職務時所抓的幾件“大事”，總體來說，紕漏不多，成績也不明顯，自是跟我本人魄力不足、能力有限分不開！ ⌒姓珓罩，我在科研工作上也沒有放松。記得來所不久，一次出差北京，順道看望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老所長許覺民先生（也曾負責大百科文學卷）。他鄭重地告誡我：“擔任行政職務后，決不能丟掉自己的專業(yè)；不搞專業(yè)，在領導科研上就沒有發(fā)言權！边@話給我印象極其深刻，所以后來無論碰到怎樣繁雜的處境，我總是抓住科研不放松。當然，在文學所搞研究畢竟與高校有所不同，我不能像原先那樣一味沉浸于古典詩文之中，需要關注當前的文學動向和各種學術思想潮流，適當作出回應并及時加以吸納。于是在繼續(xù)從事唐詩學建設的同時，我倡揚中國文學的宏觀研究，嘗試打通古、近、現、當代的歷史分界，致力于傳統(tǒng)詩學的現代轉換，偶或涉足思想文化領地以及當前理論界的一些探討。這使我經常在不同專業(yè)與領域之間穿梭游走，而究其實，仍自有一貫的思路在，那便是立足現實以反思傳統(tǒng)。換句話說，作為我專業(yè)對象的古代文學本屬傳統(tǒng)，但我不想把它搞得更“死”，卻要努力將其“激活”，要從歷史的遺存中發(fā)掘并提煉出其尚有生命力的成分來，使之面向現代人及其實踐活動開放，進以參與現代社會與文化生活的建構。我堅定地相信： 這一“傳統(tǒng)的現代化”與“外來的本土化”相結合，正是建設民族新文化的必由之路；而若丟失傳統(tǒng)的本根，終不免陷于外來思潮策動下亦步亦趨的困境。21世紀以來的10年間，我充分利用退休后的余力，在詩學、哲學、美學三個領域分別開展中西古今互釋互動的實驗，取得一定成效，期待著有人能接續(xù)這個實驗，真正走出一條創(chuàng)建中國新文化、新思想、新學術的康莊大道來！ 』仡櫼簧洑v，雖有曲折，終得伸展。是改革開放的大環(huán)境，為我打開了前進的道路；又是上海社科院這個平臺，給我提供了躍遷的踏板。自我慶幸之余，也期待上海社科院整體實現新的飛躍。著眼于科學前沿陣地，緊緊抓住理論發(fā)展中具重要現實意義的問題和實踐應用中含巨大理論價值的題目，兩個輪子一起滾動。我想，更上層樓是完全可指望的！
歲月無痕 學者無疆:上海社會科學院老專家口述史 作者簡介
上海社會科學院老干部辦公室是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組織部的一個下轄部門，主要負責做好老干部各項工作，從政治上尊重、思想上關心、生活上照顧老干部，落實上海社會科學院離退休老同志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積極組織離退休黨總支開展各項活動，做好院黨委和離退休黨總支的橋梁和紐帶作用，積極發(fā)揮離退休老同志正能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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