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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輕聲細語——文藝批評文集之四(羅蘭·巴爾特文集)

語言的輕聲細語——文藝批評文集之四(羅蘭·巴爾特文集)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時間：2022-01-01
開本： 其他 頁數(shù)： 492
本類榜單：文學銷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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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輕聲細語——文藝批評文集之四(羅蘭·巴爾特文集)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300300269
  • 條形碼：9787300300269 ; 978-7-300-30026-9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語言的輕聲細語——文藝批評文集之四(羅蘭·巴爾特文集) 本書特色

本書所選文章時間跨度很大，*早是1964年發(fā)表的，*晚是1979年發(fā)表的。在這15年光景中，巴爾特吸納了多位結(jié)構(gòu)論學者的研究成果和接受了多種文本理論的影響。他系統(tǒng)地閱讀過美籍俄裔語言學家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1896-1982）的書籍，接受了后者六種語言功能之說和“詩學功能”就在于強調(diào)訊息自身的論點；他贊賞法國語言學家本維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1902—1976）對于“主體性”和“陳述活動”的論述；他在《外國女人》一文中也介紹了茱莉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帶給法國符號學研究的新氣象，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自己關(guān)于“文本理論”的符號學思考；等等。因此，要介紹巴爾特關(guān)于“文本”的理論，必然會與其他學者的思想或理論有所聯(lián)系和比較。本書的內(nèi)容是豐富的，巴爾特的著述對于深化文化層面的符號學認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仍然擁有眾多讀者，他的書依舊大量再版，但在當下的法國，“敘述符號學”（semiotique）已是法國符號學研究的主流，而且是符號學理論眾多新課題采用的名稱，它有望在綜合各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發(fā)展成為自立的普通符號學。

語言的輕聲細語——文藝批評文集之四(羅蘭·巴爾特文集) 內(nèi)容簡介

巴爾特去世之后，其好友哲學家弗朗索瓦·瓦爾選編并于1984年出版了這本《語言的輕聲細語》，這也是巴爾特“文藝批評文集”的第四部，即很后一部。全書圍繞“文本”這一概念，從“從科學到文學”“從作品到文本”“論言語活動與風格”“從故事到真實”“符號愛好者”“閱讀”“圍繞著形象”這七個部分展開，論述言語活動和文學書寫，呈現(xiàn)出巴爾特一貫的寫作風格。

語言的輕聲細語——文藝批評文集之四(羅蘭·巴爾特文集) 目錄

**部分從科學到文學
從科學到文學
書寫，是不及物動詞嗎
書寫閱讀
談閱讀

附錄
關(guān)于一本教材的思考
允許寫法自由


第二部分從作品到文本
作者的死亡
從作品到文本
今日神話
東拉西扯
語言的涓流

附錄
年輕的研究者們


第三部分論言語活動與風格
文化的平和
言語活動的分化
言語活動之戰(zhàn)
修辭學分析
風格與其意象


第四部分從故事到真實
關(guān)于故事的話語
真實效果

附錄
對于事件的書寫


第五部分符號愛好者
驚嘆叫絕
非常好的禮物
我為什么喜歡本維尼斯特
外國女人
詩學家又回來了
學與教


第六部分閱讀
閱讀一
涂抹
布盧瓦

三次重新閱讀
米什萊在今天
米什萊的現(xiàn)代性
布萊希特與話語：對于話語性研究的貢獻

閱讀二
F．B．
巴洛克面孔
突然出現(xiàn)在能指上的東西
脫離文本
解讀布里亞薩瓦蘭
關(guān)于研究的一項考慮
“長時間以來，我睡得很早”
為雷諾??加繆《詭計》作序
在談論所喜歡的東西時總是失敗


第七部分圍繞著形象
作家、知識分子、教授
在研討班上
定期訴訟
走出電影院
形象
沉思
展開全部

語言的輕聲細語——文藝批評文集之四(羅蘭·巴爾特文集) 節(jié)選

譯者導讀羅蘭??巴爾特離開我們40余年了。他生前為法國也為人類留下了寶貴而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法國色伊(Seuil)出版社從1993年開始連續(xù)三年為其出版三卷本《全集》(?uvres complètes)，2002年在做出修訂的基礎上，又改為五卷本出版。后者合計4 500多頁，若翻譯成漢字，初步估算有400余萬字，而我則有幸成為他130余萬字著述的譯者。對他的著述的翻譯和在兩種文字之間的穿梭與推敲，讓我加深了對于巴爾特思想和其符號學主張的理解，并在此基礎上大大幫助和強化了我對于巴爾特所處時代和文化背景的把握。所以，我要向巴爾特致敬，并為自己在譯介巴爾特著述方面的付出感到慰藉。這部《語言的輕聲細語》是巴爾特去世之后由其好友哲學家弗朗索瓦??瓦爾(Fran?ois Whal)選編并于1984年出版的，也是其“文藝批評文集”的第四部，亦即*后一部。據(jù)我所知，這部書是巴爾特生前正式發(fā)表過的文章匯編本*后被譯成漢語的書籍(不可否認，巴爾特還有一些正式發(fā)表過的文字至今并未結(jié)集出版)。這部書，內(nèi)容豐富，雖然被細分為七個部分，但大體上都不離開“文本”這個中心，其在相關(guān)方面的思考大部分也是圍繞著這一概念展開的。我擬依據(jù)自己的理解對于這一方面做些概要介紹，以助力讀者更好地閱讀本書。我們還是從這本書的書名說起。這本書采用的是巴爾特1975年寫的一篇序言的標題。該文一上來就說：“言語是不可逆的……已經(jīng)說出的，是不能改口的，除非是擴增……我稱之為‘說話拖泥帶水’。說話拖泥帶水……它既不真正地處在語言之中，也不脫離語言：它是一種言語活動的聲音！本褪沁@么一小段“開場白”，便把巴爾特終生竭盡全力闡釋的索緒爾結(jié)構(gòu)語言學理論中關(guān)于“言語活動”(langage)、“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一并清晰地說了出來。按照索緒爾的理論，語言是一套形式、一套規(guī)則，而言語則是個人或一個團體對于這一套規(guī)則的使用。說“言語是不可逆的”“拖泥帶水”，顯然是指個人說話的線性特征，指的是在說話的過程中會帶進各種觀念，我國有學者現(xiàn)在將“言語”翻譯成“言說”。說言語“既不真正地處在語言之中，也不脫離語言”，顯然是指言語不能脫離作為規(guī)則的語言，現(xiàn)在有學者將語言翻譯成“語言規(guī)則”。那么，將兩者合在一起，即依據(jù)一定的規(guī)則在說話、在寫作，就是言語活動，它是直接呈現(xiàn)的事實，現(xiàn)有學者將其翻譯成“語言系統(tǒng)”。通常，人們在說話或?qū)懽鲿r，都不會注意可做這三個方面的考慮，但正是這種劃分導致了語言學理論的重大變革。我在翻譯這部書之初，也曾考慮過是否采用后來的譯名，但*終還是保留了高名凱先生翻譯的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的術(shù)語譯名，因為這些譯名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不少語言學教科書中，而且我此前翻譯過的巴爾特的書籍均采用了這些譯名。雖然采用新的譯名有其更為明確之處，但在某些話語場合即語境之中又不是很適宜，包括在這一本書中也是如此。那么，“語言的涓流”是什么意思呢？巴爾特在此以機器的運轉(zhuǎn)狀態(tài)為例，指出機器運轉(zhuǎn)不佳就是說話中的“拖泥帶水”，而“機器的良好運轉(zhuǎn)狀態(tài)表現(xiàn)在一種音樂存在狀態(tài)中則是涓流聲聲”。說得直白一些，就是當說出的話完全符合各種語言規(guī)則的時候，那就如同聲聲涓流。但是，按照作者的闡釋，說話“拖泥帶水”是一種常態(tài)，而“涓流聲聲”只能是一種烏托邦式追求，是一種難以達到的境界，對此，文中做了理據(jù)充分的說明。但這一書名似乎是在暗示我們，書中各篇無不是在為追求語言的“涓流聲聲”而做出種種努力。不過，這并不意味著“語言”這一名詞在書中都是指“語言規(guī)則”這個概念，它有時也返回到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即“日常說話”。在這個時候，它就是指“自然語言”，例如漢語、法語等，我在譯文中對這兩種情況都有所注釋。這本書所選文章時間跨度很大，*早是1964年發(fā)表的，*晚是1979年發(fā)表的。在這15年光景中，巴爾特吸納了多位結(jié)構(gòu)論學者的研究成果和接受了多種文本理論的影響。他系統(tǒng)地閱讀過美籍俄裔語言學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的書籍，接受了后者六種語言功能之說和“詩學功能”就在于強調(diào)訊息自身的論點；他贊賞法國語言學家本維尼斯特(?mile Benveniste，1902―1976)對于“主體性”和“陳述活動”的論述；他在《外國女人》一文中也介紹了茱莉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帶給法國符號學研究的新氣象，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自己關(guān)于“文本理論”的符號學思考；等等。因此，要介紹巴爾特關(guān)于“文本”的理論，必然會與其他學者的思想或理論有所聯(lián)系和比較。我在見到本書中的《從作品到文本》(De l??uvre au texte，1971)一文之前，一直秉承的是巴黎符號學派即格雷馬斯(A?J?Greimas，1917―1992)的觀點，認為“文本指一種被看作先于對其分析的單體”Greimas A J,Courtés J?Sémiotique?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Paris：Hachette，1993：390.，也就是說，文本就是已經(jīng)存在于分析者面前的一種客觀對象。不僅如此，格雷馬斯的“敘述符號學”(sémiotique)在進行話語分析時，包含著對于句法和語義的全面分析。由于這種看法在我頭腦中由來已久，所以，在我看到巴爾特有關(guān)文本的觀點時頗感意外和震動！稄淖髌返轿谋尽芬晃闹袑τ凇白髌贰迸c“文本”做了出人意料的界限清晰的劃分。所謂“作品”，就是通？梢詳[放在書架上的“書”，這似乎很好理解；而對于“文本”，他只承認“在一部非常久遠的作品中，可以有‘某種文本’，而很多當代文學的產(chǎn)品根本就不是文本”。他又說：“文本只有在一種工作之中、一種生產(chǎn)活動之中才被感受到……它的構(gòu)成性運動是橫穿”，“文本依靠符號來探討、來感受”，“文本的場域是能指的場域！谋静⒎鞘嵌喾N意義的同時存在，而是多種意義的路過和穿越……實際上，文本的多重性并不依賴于其內(nèi)容的含混性，而是依賴于我們可以稱之為它的被編織了的那些能指的立體平面式多重特征(從詞源學上講，文本就是一種編織)”。說來也巧，根據(jù)我國學者屠友祥先生的考證，漢語中的“文”字，也是“編織”的意思，所以他把巴爾特的《文本帶來的快樂》(Le Plaisir du texte)一書就翻譯成了《文之悅》，這似乎可以大大有助于我們對于“文本”的理解。至于寫出文本的作者，巴爾特認為“書寫文本的“我”，從來也不過是一位紙上的‘我’”。“有關(guān)文本的話語其自身只應該就是文本，就是對于文本的尋找和研究工作，因為文本是這樣的社會空間，它不躲避任何言語活動，哪怕是外部的言語活動”。綜合起來，巴爾特的“文本觀”有以下幾個層次：**，“文本”并非是以“分析對象”出現(xiàn)的，它是方法學的承載事實。第二，“文本”是“在一種工作之中、一種生產(chǎn)活動之中才被感受到”的存在，也就是說它是一種動態(tài)的可感事實。第三，巴爾特堅持“文本的場域是能指的場域”，也就是說對于文本的研究，只需依靠能指在文本中的多重性而不涉及所指，只需依靠表達平面而不過問內(nèi)容平面。第四，至于文本的作者，“從來也不過是一位紙上的‘我’”。簡言之，巴爾特回避了把文本整體地看作分析對象的問題，而是直接就把文本可提供的分析內(nèi)容看作文本，并且這種文本概念不涉及語義和寫作主體。也許，正是因為巴爾特的這種特殊的思考，我一遍又一遍地閱讀他的這一文章和相關(guān)文章，努力地挖掘其深在的道理。我認為，從符號學的研究角度來講，巴爾特的論點不無一定道理，因為符號學本身就是對于構(gòu)成文本的各種形式進行研究。結(jié)合該文章發(fā)表的年代(1971)，我將其看作巴爾特對于文本符號學研究的新的思考階段，或者將其看作他1973年寫作重要文章《文本理論》［Texte(Théorie du)］的前期準備。他在這后一篇文章中更為明確地指出，“文本是以內(nèi)在性的方式得到研究的，因為禁止對于(社會學的、歷史學的、心理學的)內(nèi)容和決心的任何參照；不過，它也是以外在的方式得到研究的，因為就像不論什么實證科學那樣……它服從于對于一位學者主體的有距離的監(jiān)督……文本自身也是位于言語活動視角之中的一種言語活動片段”。他贊同茱莉婭??克里斯蒂娃的相關(guān)定義：“我們把文本確定為一種跨語言機制，該機制在一種針對直接的信息的交流言語與各種先前的或共時的陳述語段之間建立關(guān)系的同時，重新分配語言的順序！备惴枌W研究，尋求在某一個方面有所突破，是允許的也是常見的。我們只能在不同學派之間的比較基礎上做一下評價。我認為，相對于當時已經(jīng)存在的巴黎符號學派的觀點，這個時期的巴爾特的論述只集中在了能指方面，沒有涉及對于內(nèi)容平面即語義邏輯的形式研究，這是明顯的不同。這與他*初寫作《符號學基礎》時引述丹麥語言學家葉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1899―1965)有關(guān)表達平面與內(nèi)容平面之間表現(xiàn)關(guān)系時的觀點有所脫離，但與他1968年寫作的同樣被收錄在本書之中的《作者的死亡》一文是一脈相承的。巴爾特在《作者的死亡》中認為，作者一進入寫作就會“死亡”，這是長時間以來攪動我們大家視線和讓我們對于這種提法多少有所不解的地方，也促使我較早地將這一文章翻譯成了漢語。巴特?羅蘭??巴特隨筆選?懷宇，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5：300307.但是，我們在了解了巴爾特對于文本的上述基本主張之后，也許就可以知其大概了。巴爾特在這篇文章的開始處就指出，“其實在的原因便是，書寫是對于任何話音、任何起因的破壞。書寫，就是使我們的主體在其中銷聲匿跡的中性體、混合體和斜肌，就是使任何身份――從書寫的身體的身份開始――都會在其中消失的黑白透視片”，隨后便“只有言語活動在行動，在‘出色地表現(xiàn)’，而沒有‘自我’”，“言語活動認識‘主語’，而不認識‘個人’”。他緊接著說：“一件事一經(jīng)講述――不再是為了直接對真實發(fā)生作用，而是為了一些無對象的目的，也就是說，*終除了象征活動的練習本身，而不為任何功用――那么，這種脫離就會產(chǎn)生，話音就會失去其起因，作者就會步入他自己的死亡，書寫也就開始了。”他舉出馬拉美、瓦萊里和普魯斯特的寫作例子，他說“馬拉美的全部詩學理論都在于取消作者，而讓位給書寫”，他說瓦萊里“不曾停止過懷疑和嘲笑作者，他強調(diào)語言學本性”，說普魯斯特“明顯地以極端精巧的方式竭力打亂作家與其人物之間的關(guān)系：他不使敘述者變成曾經(jīng)見過、曾經(jīng)感覺過的人，也不使其變成正在書寫的人，而是使之成為即將書寫的人”。他還從“陳述活動”概念方面找到了依據(jù)，“陳述活動在整體上是一種空的過程，它在不需要對話者個人來充實的情況下就能出色地運轉(zhuǎn)。從語言學上講，作者從來就只不過是書寫的人”。我認為，巴爾特的這一論述，比起也在本書見到的其1969年寫作《關(guān)于一本教材的思考》一文時的觀點，更進一步脫離了內(nèi)容平面。他當時說，作者在其中只不過是一種經(jīng)過，“一位作者為講述一個故事或僅僅是為陳述一個文本可以將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各種觀點”。這就是說，作者從寫作文本開始就已經(jīng)轉(zhuǎn)換成其他身份而融于文本之中了，但無可否認的是作者并沒有因此而消失。那么，作者做了怎樣的轉(zhuǎn)換呢？后來的研究告訴我們，“作者可以是敘述者……實際上，通常出現(xiàn)的敘述者就是裝扮過的作者，而各種人物則是被分散的作者”。不過，身處這一階段的巴爾特對此并無更多的闡述，他有關(guān)文本的理論似乎就到此停住了。讓人不無遺憾的是，他雖然兩次寫過《我為什么喜歡本維尼斯特》(1966，1974)，但他未能更為深入地在本維尼斯特“主體性”的三種“模態(tài)”(想要、能夠、應該)方面有任何發(fā)展。在這一點上，格雷馬斯的理論就有了明顯的優(yōu)勢：他與弗朗索瓦??拉斯捷(Fran?ois Rastier)一起闡述的“符號學矩陣”很好地奠定了文本語義分析的邏輯框架，他建立的“行為者模式”的六位行為者(actant)與五個模態(tài)動詞(想要、能夠、應該、懂得、認為)的結(jié)合，就很好地說明了作為作者轉(zhuǎn)換成分的各種出現(xiàn)狀況(盡管也不是對于“作者”的直接分析)，也使得陳述活動之“空”具備了一定程度的充實。我在想，如果有學者想嘗試將符號學分析與傳統(tǒng)的(歷史的、社會的、生平的)文學批評進行某種結(jié)合的話，也許就是在這里可以找到突破點。概括說來，巴爾特的“作者的死亡”之說，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它不考慮語義(意指)變化和作者的各種轉(zhuǎn)換呈現(xiàn)，又不能說不是一種欠缺。那么，既然“作者”已經(jīng)“死亡”，文本的“主體”又該是誰呢？巴爾特在《作者的死亡》一文結(jié)尾處告訴我們，“讀者的誕生應以作者的死亡為代價來換取”。我認為，巴爾特有關(guān)“閱讀”的論述堪稱精彩。本書**部分“從科學到文學”包含6篇文章，其中有兩篇文章是只談閱讀本身的：一篇是《書寫閱讀》(1970)，另一篇是《談閱讀》(1976)。在**篇文章中，巴爾特首先指出，“幾個世紀以來，我們過于對作者感興趣，而根本不考慮讀者”，而閱讀“便是讓我們的身體來工作”，“我們一邊閱讀，一邊也就將某種姿態(tài)印記在文本上了，而且，正是為此，文本才是有生命力的”。在第二篇文章中，巴爾特指出，閱讀的主體是讀者，于是便出現(xiàn)了閱讀對象與讀者各個方面的“相關(guān)性”(pertinence)問題，隨后，全篇文章便展開了對于這種“相關(guān)性”的論述，讓我倍感新穎和頗獲收益。我們在巴爾特的這種論述中，看到了來自接受美學和符號學兩個方面的影響。以上是這篇導讀的主要內(nèi)容，除此之外，我需要指出，巴爾特在本書不同文章中，一般使用自索緒爾延續(xù)而來的sémiologie一詞來定名符號學，但也在下面幾種情況下使用了sémiotique一詞：他1970年為克里斯蒂娃的《符號學：符義分析研究》一書的出版而寫的《外國女人》的文章就使用了這個名稱，因為克里斯蒂娃本人多使用sémiotique一詞――不過，在巴爾特看來，克里斯蒂娃的“符義分析(sémanalyse)的意義”就是“半符號學、半精神分析學的意義”(見本書《米什萊在今天》一文)，也就是說，是結(jié)構(gòu)符號學與精神分析學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第二次見于他1979年為梅斯(Christian Metz，1915―1995)的電影符號學而寫的《學與教》一文，也是因為梅斯自己多用這個術(shù)語；但他在1971年寫的《作者、知識分子、教授》一文中，則是他為定名一種“新的符號學”也使用了sémiotique一詞，這是很有意味的，他說“正是在反對喬姆斯基心理主義(或人類學主義)的過程中，一種新的符號學(sémiotique)在尋求建立”(當然，巴爾特在這之后的文章中，也還有過使用這一名稱的例子)。我認為，這一方面是因為國際符號學學會(AIS或IAS)于1969年在巴黎成立而采用sémiotique名稱之后，sémiologie和sémiotique兩個術(shù)語經(jīng)歷了一段短暫的等值互用時期。另一方面也正像對法國符號學頗有研究的美國學者湯姆斯??布羅登(Thomas Brodon)教授所指出的那樣，此時的巴爾特采用sémiotique名稱，也許是表明其向后來堅持使用sémiotique的格雷馬斯靠攏(不可否認，格雷馬斯也曾在早期個別地使用過sémiologie一詞)，原因是他們兩個人曾經(jīng)是多年的老朋友，但卻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研究方法和使用哪一個名稱方面互不相讓，而此時的后者也連續(xù)發(fā)表了幾篇在思考方式上并不特別嚴謹?shù)暮蛯儆趯徝婪矫娴奈恼，并以《論不完善性?De l?imperfection)為書名出版，算是表明兩人在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接近和紀念他們之間的友情張智庭?話語符號學：從韓蕾《論巴爾特》談起?符號與傳媒，2020(2)：112.。總之，本書的內(nèi)容是豐富的，讀后、譯后均受益匪淺。但我在這里愿意轉(zhuǎn)述一下法國符號學界對于巴爾特符號學思想和法國符號學整體情況的看法：巴爾特的著述對于深化文化層面的符號學認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仍然擁有眾多讀者，他的書依舊大量再版，但在當下的法國，“敘述符號學”(sémiotique)已是法國符號學研究的主流，而且是符號學理論眾多新課題采用的名稱，它有望在綜合各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發(fā)展成為自立的普通符號學。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信任，也期待專家和讀者的不吝指正與批評。

語言的輕聲細語——文藝批評文集之四(羅蘭·巴爾特文集) 作者簡介

羅蘭??巴爾特，法國著名結(jié)構(gòu)主義文學理論家與文化評論家。其一生經(jīng)歷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媒體文化評論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學期（1962-1976），以及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期（1976-1980）。他和存在主義大師薩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法國文學思想界前后輝映，并被公認為蒙田以來法國***的散文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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