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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社會譯叢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秩序與歷史卷三

人文與社會譯叢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秩序與歷史卷三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出版時間:2020-07-01
開本: 32開 頁數(shù): 476
本類榜單:哲學/宗教銷量榜
中 圖 價:¥48.4(6.2折) 定價  ¥78.0 登錄后可看到會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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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社會譯叢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秩序與歷史卷三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544741729
  • 條形碼:9787544741729 ; 978-7-5447-4172-9
  • 裝幀:70g純質(zhì)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人文與社會譯叢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秩序與歷史卷三 本書特色

《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完成了沃格林對古希臘文化的研究,從它在希臘古典時期之前的起源,一直到它在雅典統(tǒng)治時期達到的全盛。本卷正如其標題所示,主要是致力于對兩位代表了古希臘哲學探究頂點的偉大思想家的作品的研究。

人文與社會譯叢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秩序與歷史卷三 內(nèi)容簡介

通過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關(guān)于靈魂、城邦和宇宙的思考的生動分析,沃格林展示了舊的神話象征體系是如何被更為分化的哲學象征所取代。盡管對舊的真理象征的淘汰和拒斥可能會導致混亂而令人絕望的相對主義,但沃格林仍然將它當作某種關(guān)于歷史進程的深刻思想的基礎(chǔ)。在他看來,歷史并沒有明顯的“意義”,然而每個社會都同樣追求過真理。盡管每個社會都在不同的情境下展開自己的命運,然而它們在各自的行為和制度中都創(chuàng)造出了承載各自生存意義的象征。歷史就在對意義和秩序的共同追尋中獲得了統(tǒng)一性。這種歷史觀的合理性和崇高性對當今時代有著諸多啟示。

人文與社會譯叢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秩序與歷史卷三 目錄

編者前言
編者導言
前言
詳細目錄
**部分 柏拉圖
**章 柏拉圖與蘇格拉底
第二章 《高爾吉亞篇》
第三章 《國家篇》
第四章 《斐德羅篇》和《政治家篇》
第五章 《蒂邁歐篇》和《克里底亞篇》
第六章 《法篇》
第二部分 亞里士多德
第七章 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
第八章 科學與沉思
第九章 城邦的科學
第十章 性格類型和懷疑論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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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社會譯叢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秩序與歷史卷三 節(jié)選

**章 柏拉圖與蘇格拉底 阿里斯托克勒是阿里斯同之子,公元前428—前427 年間生于雅典57 的一個貴族家庭。從母親這邊,他可以把血統(tǒng)追溯到梭倫。根據(jù)不同的傳說,他所獲得的“柏拉圖”這個名字,或者是來自他的摔跤老師,因為他身體強壯;或者是來自他的朋友,因為他前額寬闊;不可避免地也會有一些不太友好的聯(lián)想將名字與他的風格聯(lián)系起來,柏拉圖與陳腐一語雙關(guān)。他年輕時陷入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公元前431—前404 年)時期;二十多歲時,他目睹了三十僭主(Thirty Tyrants)政權(quán)及其被民主派推翻。而他的成年期則充斥著希臘城邦與它們的盟友之間兩敗俱傷的戰(zhàn)爭;在*后的歲月里,他仍然看到馬其頓在腓力二世統(tǒng)治下興起。他死于公元前347 年,享年八十一歲。在他死后的歲月里,第三次圣戰(zhàn)(Third Sacred War)以菲洛克拉底合約(Peace of Philocrates)結(jié)束,腓力二世成為鄰邦同盟的盟主。公元前338 年,緊隨克羅尼亞戰(zhàn)役而來的是科林斯會議和希臘聯(lián)盟的建立,這個聯(lián)盟包括除了斯巴達以外的所有城邦,它處于馬其頓的軍事指揮下。公元前337 年,柏拉圖死后十年,希臘聯(lián)盟向波斯宣戰(zhàn)。亞歷山大和帝國時代開始。 通過《第七封信》(324B—326B)的自傳式段落,柏拉圖透露了促使一個出身于顯貴之家的年輕人放棄他在雅典政治中天然擁有的事業(yè)而成為哲學家、學派創(chuàng)始人和文人的動機。這封信大約寫于公元前353年,當時他七十歲!爱斘夷贻p的時候,我像其他人一樣:我認為,一成為自己的主人,我就馬上進入公共生活。但是,我的路受到城邦事務中某些事件的阻礙!**個機遇似乎是伴隨著導致三十僭主政府的革命而來。一些僭主是柏拉圖的親戚,他們邀請他參與管理。毫不奇怪的是,鑒于他青年時期經(jīng)驗不足,他期望新的統(tǒng)治者將城邦從非正義生活引向正義生活;他孜孜不倦地為他們奉獻著自己的智慧,并期待著他們的表現(xiàn)。(這個短語是否意味著實際參與政權(quán),擔任也許不重要的職能,這并不清楚。)幻想很快破滅。前政府與現(xiàn)政府相比像一個黃金時代。他特別震驚于僭主的政策,那些政策在我們時代也非常有名,即通過將公民(其中包括蘇格拉底)牽涉進犯罪行為來鞏固政權(quán),來讓他們成為可靠的支持者,因為政權(quán)的變化會使他們遭到受害者的報復。蘇格拉底,“這個我毫不猶豫地稱為當時*正義的人”,冒著可能產(chǎn)生不好后果的危險而拒絕參與;柏拉圖厭惡地退出寡頭政權(quán)。當民主革命廢除三十僭主時,盡管柏拉圖對雅典政治頗為清醒,但他愿意再一次參與其中。盡管許多個人復仇毀掉了他們的勝利,歸來的民主主義者總的說來非常節(jié)制。然而,他們?nèi)匀恢缚靥K格拉底不敬(asebeia),起訴他,判他有罪,并殺死他,而正是蘇格拉底曾經(jīng)在三十僭主時期抵制針對民主黨派的犯罪行為。隨著柏拉圖考慮到了所有這些事情并觀察到了以自己的法律和風俗積極參與政治的人,同時隨著年齡增長,他似乎更難以正確處理公共事務。因為如果沒有朋友和可靠的同伴,一個人根本做不了事;朋友和同伴也不能在老熟人中間找到,因為城邦不再根據(jù)祖先的原則和風俗來管理。然而,獲得新朋友不可能沒有困難。盡管起初感覺到了參與政治的迫切愿望,他還是因普遍崩潰的場面變得茫然。他沒有停止思考改善狀況的手段,但是對于行動,他繼續(xù)等待著合適的時機。*后,他得出結(jié)論,只有一種幾乎是奇跡的深思熟慮的努力才能夠修復當59 時所有城邦的不良狀態(tài),而且只有在有利的形勢下才行。因此,他被迫宣布,只有崇拜正確的哲學能夠使人們識別出城邦和個人生活中正確的東西。人類不會終止惡,直到合適的、真正具有哲學思維的人獲得政治統(tǒng)治權(quán),或者城邦中的統(tǒng)治者在神的安排下開始真正從哲學上進行思考。“帶著這種信念,我來到意大利和西西里,那是我**次到那兒。” 自傳式段落記述了柏拉圖生命中的一個發(fā)展階段,這個階段始于二十歲,大約在三十八歲時達到高潮。公元前390 年必定發(fā)生了某種類似危機的事情,因為《高爾吉亞篇》中的爆發(fā)屬于這個時期,也許是為了回應波利克拉底對蘇格拉底的攻擊,同時權(quán)威從雅典政治家轉(zhuǎn)移到新的政治家—柏拉圖—手中。隨后,公元前389—前388年間柏拉圖航行到意大利和西西里,也許在公元前385年左右,他在返回之后創(chuàng)立了學園。他意識到,如果政治的目的是建立正義秩序,參與雅典政治是無意義的;他也看到希臘其他城邦的形勢與雅典的形勢一樣差,如果不是更差的話;他尤其意識到,從其道德混亂乃失序之源的人當中招募支持者的有著良好意圖的領(lǐng)導者不可能實現(xiàn)改革(現(xiàn)代政治改革家和革命家似乎不能理解這一點)。他在十五年的過程中獲得這些洞見,但他沒有陷入絕望或郁郁寡歡的順從,而是決心從自身愛智慧的資源中以“幾乎是奇跡的努力”來恢復希臘文明的秩序,這種資源得到*正義的人—蘇格拉底—典范式的生死的強化。 自傳式宣言在對“幾乎是奇跡的努力”的研究中將是我們的向?qū)。我們關(guān)注的不是“柏拉圖的哲學”或?qū)W說,而是他對周圍社會失序的抵抗和通過愛智慧來恢復希臘文明的秩序的努力。就他雅典帝國之夢不能實現(xiàn)而言,他的努力是一個失敗。雅典帝國以霸權(quán)城邦下的聯(lián)盟為形式,這個聯(lián)盟被注入學園精神。古希臘的統(tǒng)一通過馬其頓的權(quán)力得以實現(xiàn)。然而,由于可能超出柏拉圖在創(chuàng)立學園時所抱的期望,它是一種成功,因為他在對話中創(chuàng)造了新的智慧秩序的象征,不只是為希臘,而且是為全人類。在下面的章節(jié)中,我將追溯這種努力,從柏拉圖將雅典秩序的權(quán)威轉(zhuǎn)給自己的《高爾吉亞篇》,到這種努力達到高潮的《法篇》, 在《法篇》中,智慧秩序成為類似于宇宙秩序的東西。 這一章具有對這種努力的研究的前言性質(zhì)。**部分處理柏拉圖的努力在蘇格拉底典范式的生死中的起源。第二部分處理柏拉圖對當時的政治的參與,其性質(zhì)可以在《第七封信》中看出來。 關(guān)于柏拉圖的大量文獻,我只會列出對我自己的解釋有很大影響的著作: Richard S. H. Bluck,Plato’s Life and Thought (London,1949);Francis M. Cornford, Plato’s Cosmology: The Timaeus of Plato Translated with a Running Commentary (London, 1937);Plato and Parmenides (London,1939);Principium Sapientiae (Cambridge,1952); Paul Friedlaender,Platon, vol. 1 (Berlin,1928),vol. 2 (Berlin,1930);Victor Goldschmidt, Les Dialogues de Platon:Structure et M′ethode Dialectique (Paris,1947),Le Paradigme dans la Dialectique Platonicienne (Paris,1947);David Grene,Man in His Pride: A Study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ucydides and Plato (Chicago,1950);Kurt Hildebrandt, Platon: Der Kampf des Geistes um die Macht (Berlin,1933);Werner Jaeger,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vol. 2 (New York,1943),vol. 3 (New York,1944);Gerhard Krueger,Einsicht und Leidenschaft: Das Wesen des Platonischen Denkens, 2nd ed. (Frankfurt,1948);Paul Shorey,What Plato Said (Chicago,1933);A. E. Taylor,Plato: The Man and His Work, 6th ed. (London,1949),A Commentary on Plato’s Timaeus (Oxford, 1928). 對于理解細節(jié),重要的有:Harold F. Cherniss,Aristotle’s Criticism of Plato and the Academy (Baltimore,1944),The Riddle of the Early Academy (Berkeley,1945);Simone Petrement,Le Dualisme chez Platon, les Gnostiques,et les Manich′eens (Paris,1947). 關(guān)于對柏拉圖政治較早的討論,參見Sir Ernest Barker,Greek Political Theory: Plato and His Predecessors (London,1918) ;此外,在一般的政治觀念史中關(guān)于柏拉圖的部分,例如George H. Sabine,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rev. ed. (New York,1950);Alfred Verdross-Drossberg,Grundlinien der Antiken Rechts-und Staatsphilosophie,2nd ed. (Vienna,1948). 我們時代的危機已經(jīng)掀起大量反柏拉圖的文獻,這反映了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對這組文獻的縱覽和批評,參見近來的兩本著作:Ronald B. Levinson,In Defense of Plato (Cambridge,1953);John Wild,Plato’s Modern Enemies and the Theory of Natural Law (Chicago,1953).

人文與社會譯叢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秩序與歷史卷三 作者簡介

埃里克·沃格林(1901—1985),20世紀極具原創(chuàng)性和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生于德國科隆,求學于維也納大學,并成為該校法學院的政治科學教授。為躲避希特勒迫害,1938年和妻子移民美國,并于1944年成為美國公民。沃格林的大部分學術(shù)生涯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慕尼黑大學以及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度過。主要著作包括八卷本《政治觀念史稿》和五卷本《秩序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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