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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守望者·鏡與燈現代性的性別

XM守望者·鏡與燈現代性的性別

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時間：2020-06-01
開本： 32開 頁數： 304
讀者評分：5分1條評論
本類榜單：文化銷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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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守望者·鏡與燈現代性的性別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5230288
  • 條形碼：9787305230288 ; 978-7-305-23028-8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XM守望者·鏡與燈現代性的性別 本書特色

1.《文學之用》作者芮塔?菲爾斯基的另一力作。作者以女性創(chuàng)作和關于女性的作品為研究對象，而不是把男性經驗作為范式，將原本處于邊緣地位的女性體驗置于分析現代性的中心地位，突破了單一的、直線發(fā)展的傳統(tǒng)現代性理論視角。 2.作者對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期的英、法、德等各種歐洲文本進行了廣泛而細致的解讀，分析各種相互沖突的再現，從文化理論、文化史等多個視角揭示了女性與現代性的各種政治、哲學和文化遺產之間復雜而多變的關系。

XM守望者·鏡與燈現代性的性別 內容簡介

本書對女性與現代性之間的復雜關系進行了創(chuàng)新而激動人心的探索，挑戰(zhàn)了傳統(tǒng)的以男性為中心的現代性理論，并大膽質疑了某些女性主義觀點，這些觀點或是將現代性妖魔化為內在的父權制的產物，或是假定了一個有關現代社會男性經驗和女性經驗之間的簡單對立。作者將文化歷史和文化理論相結合，聚焦于19世紀末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對懷舊、消費、女性書寫、大眾化的崇高、進化、革命和變態(tài)等概念進行了檢視。她從比較和跨學科的視角出發(fā)，對來自英語、法語和德語傳統(tǒng)的大量文獻進行了細致的文本分析，涉及社會學理論、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小說、頹廢文學、政論文章和演講、性學話語，以及通俗情感小說等多個領域，分析的男性和女性作家包括齊美爾、左拉、薩克-馬索克、拉希爾德、瑪麗-科雷利、王爾德和奧利美·施賴納等。

XM守望者·鏡與燈現代性的性別 目錄

致謝 / i

導論 現代的神話 / 1

**章 現代性和女性主義 / 13

第二章 論懷舊：史前女人 / 47

第三章 想象的快感：消費的情色和審美 / 83

第四章 面具下的男性氣概：女性化創(chuàng)作 / 123

第五章 愛情、上帝和東方：解讀大眾化的崇高 / 155

第六章 新視野：關于進化和革命的女性主義話語 / 195

第七章 性變態(tài)的藝術：女性受虐狂和男性賽博格 / 233

后記 重寫現代 / 275

譯名對照表 /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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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守望者·鏡與燈現代性的性別 節(jié)選

《導論 現代的神話》 何為“現代性的性別”？現代性是抽象的歷史分期，怎么會有性別？現在，人們喜歡談“歷史的文本化和文本的歷史化”，在這一語境下該說法其實也沒那么古怪。如果我們的歷史觀念注定會被敘事的解釋性邏輯所影響，那么相應地我們創(chuàng)造的故事也會揭示出性別象征意義必然的存在和力量。文化文本中充滿了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隱喻，這一點在“現代”體現得*為突出；作為歷史分期的術語，“現代”恐怕是運用*廣，而又*難定義的概念了。無論是學術著作，還是大眾讀物，在講述現代概念時一般都將歷史過程做戲劇化和擬人化處理，從而使之獲得某種形式上的連貫性；這些敘述賦予單獨或群體的人類主體象征的重要性，將之視為時間意義的典型傳播者。然而，對于這類展開的敘事而言，我們把這些主體當成男性還是女性，其結果有著天壤之別。性別不僅會影響歷史知識的事實部分——如應該囊括什么，剔除什么——而且還會影響我們對社會進程的性質和意義所做的哲學假設。歷史的性別化，以及性別的歷史性問題，將會成為本書后續(xù)分析的主要題旨。 比如，*近有一本頗具影響力的發(fā)展政治學的書，就是馬歇爾·伯曼的《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書中稱贊歌德筆下的浮士德是一個典型的現代主人公。伯曼言道，在浮士德這個人物身上，現代性的各種矛盾一目了然：一方面，是挑戰(zhàn)傳統(tǒng)和固有權威形式的解放精神，它令人為之振奮；另一方面，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對無限增長和統(tǒng)治自然的欲望。因此，浮士德既體現了現代生活的冒險與恐怖，也體現了它的模糊和反諷，這正如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邏輯帶來了創(chuàng)造性毀滅和不斷變革。那么，葛麗琴又是怎樣一個人呢？在浮士德努力追求新體驗和自由發(fā)展的過程中，這個年輕的鄉(xiāng)下姑娘先是被浮士德引誘，后來又被他拋棄。伯曼提到，*初浮士德被葛麗琴“孩童般的天真、小鎮(zhèn)人的單純、基督徒的謙遜”深深吸引，但是他逐漸發(fā)現葛麗琴的“熱情漸漸化為歇斯底里，讓他不知所措”。伯曼解釋道，“因為迫不及待地想要體驗新的生活”，浮士德“已經感到她的要求和擔憂越來越成為他的負累”。雖然伯曼認識到了葛麗琴的復雜性，但顯然他更同情浮士德。在他看來，浮士德不得不拒絕葛麗琴所代表的封閉狹小的世界。于是，女人與陳規(guī)舊俗和保守主義聯系在了一起，成了積極向上、剛獲自由、自我塑造的現代主體必須超越的對象。她的作用是扮演用于獻祭的犧牲品，代表著逝去之物，而現代那種含混不清，*終卻提振人心、充滿誘惑的邏輯，正是基于這些消失的事物。 讀伯曼的書，我們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現代性的性別實為男性。他所舉文本中的代表性主人公——浮士德、馬克思和波德萊爾——不僅是現代性的象征，也是男性氣質的象征，是新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男性主體性登場的歷史標記。在伯曼的敘述中，浮士德及后來被他感召出來的波德萊爾式“游蕩者”——那些在巴黎的柏油馬路上如“植物學家”一樣游走的人——這些現代個體都被假想為具有自主性的男性，絲毫不受家庭和社群的束縛。伯曼的書契合了由來已久的一種寫作傳統(tǒng)，即將現代性解讀為對權威獨裁的俄狄浦斯式反抗，借用的是關于競奪和抗爭的譬喻，這些譬喻都根植于競爭型男性氣質理想的內部。近些年來，女性主義提出了一套廣泛的批判學說，所針對的就是對這種獨立自主的男性主體的理想化再現。這種批判的觀點是，理想化的自由本身攜帶著控制的欲望因子，它想要控制他者，懼怕依附性，因為后者與女性氣質聯系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伯曼在浮士德這個形象身上寄托了那種永不滿足、不斷自我擴張的理想，這其實是非常有問題的，他本人可能并未意識到這一點。 然而，伯曼在男性氣質與現代性、女性氣質與傳統(tǒng)之間畫上等號，這僅僅是各種關于現代性本質和意義的一家之言。蓋爾·芬尼*近寫了一本書，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觀點。芬尼認為，在歐洲的19世紀末（fin de siècle），現代性再現的想象性中心是女性的心理和性別。芬尼解讀了那個時期*具代表性的戲劇女主人公——海達·高布樂、莎樂美和露露。她指出，在19世紀晚期的社會想象中，女性氣質和現代性緊密相關。這些女主人公身上體現的心理沖突和社會矛盾，與伯曼書中分析的男性專屬的眾神殿大相徑庭。*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親密關系成了現代性矛盾沖突的中心競技場，個體與社會的矛盾正是在這里得以凸顯。雖然伯曼的書重復了那種用個人和社會的兩極對立來解讀現代性的舊套路，但是芬尼指出了家庭紐帶和家庭身份——如母親、女兒和妻子——對于現代性主體建構的主導作用。所謂的私人領域，往往被認為是由自然的、永恒的情感所支配的，芬尼卻告訴我們，私人領域與現代化和社會發(fā)展的進程有重大瓜葛。對現代女性氣質的分析，將幫我們認識到私人情感深刻的歷史性。 芬尼將女性主義者和歇斯底里病人作為現代性別政治的典型形象，兩者看似對立，實則緊密相連，它們在世紀末文化中無處不在。芬尼認為，女性主義者以叛逆、解放、向外的方式來反抗對女性的壓迫，而歇斯底里病人則以消極、向內、*終自我毀滅的方式來拒絕社會。這兩種形象在現代的思想和再現體系中同樣重要：歇斯底里患者看似私人的、非理性的行為，本身就是由社會所決定的產物，標志著19世紀人們對性別的密切關注；在精神病學、精神分析及對女性身體的歇斯底里化所包含的新型原則中，性別代表了真實的自我。實際上，那個時期的作品往往混淆女性主義者和歇斯底里病人，它們總是試圖將把婦女爭取選舉權的政治行動，貶低為一群精神錯亂的危險女人做的傻事。因此，芬尼寫道：“這種雙重光譜——即女性對壓迫的反應（女性主義和歇斯底里），和男人對這種反應所做出的回應（女性主義和歇斯底里化）——造就了一種不同思想相互交鋒的場域，它不可避免地在當時劇作家身上產生了影響！痹谑兰o末文化中，女性形象無處不在，她們是有力的象征符號，代表了現代性的危險和機遇。 在這一語境下，將伯曼對浮士德的解讀（現代的普羅米修斯）與芬尼對露露的解讀（現代的潘多拉）做一番比較，會非常具有啟發(fā)性。德國劇作家弗蘭茲·魏德金德創(chuàng)造了露露這個形象，她性感誘人，魔性十足，又如天真孩童。德國導演G. W. 帕布斯特（G.W. Pabst）將露露拍成了默片《潘多拉的盒子》，電影大獲成功，從而露露的名字家喻戶曉。芬尼在解讀魏德金德時指出，露露不應該僅僅被看作現代社會的產物，她還是現代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匯聚體。她是演員、性玩物、妓女、藝人和景觀；這些身份使她成了現代文化的典范，而這一文化所依賴的就是商品的情色和美學。一方面，露露鮮明地體現了世紀末文化中女性氣質與自然和無意識的原初力量如何關聯在一起；另一方面，露露只有外殼而無實質，她靠的是品味和手段，其身份是通過她穿戴的各種衣裝和假面獲得的。這樣，魏德金德的女主人公就進入了妓女和女演員所組成的形象庫中，這些人物將愛欲和狡詐做了悖論式結合，她們往往被看作女性化的現代性的本質體現。 顯然，這兩本書再現歷史的不同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代表性主人公的性別。在伯曼的描述中，現代性就意味著積極行動、進步發(fā)展和對無限增長的渴望；新獲自由的資產階級主體所具有的自主性，體現在不斷加速發(fā)展的工業(yè)生產、理性化和對自然的征服上。相反，芬尼的書則提出了另一種現代個體，她更消極，更不確定，是文本影響力、社會角色和原初心理沖動的去中心化聯結。浮士德所代表的那種奮斗進取型男性氣質，被一種戀物癖的、力比多化的和商品化的女性氣質所取代，這種女性氣質是由文本中生成的現代欲望形式的邏輯所塑造的。男性的現代性和女性的現代性代表了不同的視界，伯曼主要參照了馬克思，而芬尼的書則指向了弗洛伊德。這種區(qū)別有一個顯而易見的解釋，那就是歌德和魏德金德作品所處的不同時代；顯然，他們文本的“現代性”在很多方面是相去甚遠的。然而，正如伯曼在書中指明的那樣，浮士德神話作為現代矛盾的象征化表達一直很有市場，其巨大影響力一直持續(xù)到我們生活的時代。確實，我剛才論及的可以被視為兩種對立的現代性神話，無論是在學術圈之內還是之外，無論是讀虛構還是理論的文本，這些神話都屢見不鮮。每當看見那種強調男性氣質、理性品質、生產力和壓迫的現代性敘述，你都會發(fā)現另一種文本，它或褒或貶地指向了西方社會的女性化，其證據就是現代主體那種消極的、享樂的、去中心的性質。 當然，這些差異性觀點并非不可調和。一些學者已經試圖將兩種觀點整合，形成一種關于現代發(fā)展的宏大理論，*著名的就是《啟蒙的辯證法》，書中特奧多爾·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馬克斯·霍克海默分析了西方社會的自毀邏輯。通過借用馬克思、韋伯和尼采的著述，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暴露了現代理性的非理性本質，從而預言了當代后結構主義的某些觀點。兩位作者將希臘神話中的奧德賽和塞壬女妖視為歐洲文明的核心文本，認為該故事是現代性絕境的典型寓言。奧德賽命令他的水手把自己綁在桅桿上，這樣他就能抵御塞壬女妖歌聲的蠱惑，奧德賽的做法體現了那種被規(guī)訓的資產階級男性個體，預示了對身體的壓抑和女性氣質將會決定西方文化的發(fā)展。正如道格拉斯·凱爾納所精辟地總結的：“荷馬的文本被解讀為一次寓言式的旅程，奧德賽克服了原始的自然力量（即享樂、性、動物的侵略性和暴力、野蠻的部族主義等），并征服了神話/自然的世界。通過使用計謀策略，他勉力保全自我，拒絕接受神話命運，以企業(yè)家的方式控制手下，并對妻子和其他女性施以父權威懾，如此一來，奧德賽成為資產階級男性的遠祖化身，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自我保護、征服自然，以及神話與啟蒙的糾葛！ 這一糾葛體現在《啟蒙的辯證法》的核心宣言中，即“神話就是啟蒙，啟蒙歸于神話”理性盲目地想去掌控自然，結果變成了理性的反面，典型的例子就是現代資本家社會，既受到工具理性和商品拜物教的雙重推動，又具有非理性、野蠻粗暴的一面。書中有一章頗具影響力，談的是文化產業(yè)的政治，其中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認為，神話般的夢幻王國、誘惑性的商品及對無窮歡樂的期許，是促使個人心甘情愿接受那種全面管理的社會的重要手段，而這種社會的主導邏輯就是利潤和標準化。審美和力比多沖動背后被壓抑的女性氣質，變身為那種吞噬性的、退化的誘惑，在現代大眾文化和消費社會中重返，這種社會以非真實的愉悅和虛假的幸福為籌碼，交換人們對現狀的默許。所以，對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而言，“男性化的”理性與“女性化的”享樂，不過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該硬幣就是關于統(tǒng)治的完美邏輯，它通過壓服而構成了現代主體性。 盡管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觀點頗具說服力和影響力（尤其是在馬克思主義圈子中），還是在很多方面遭到了批評。首先，《啟蒙的辯證法》相信的是一種高度悲觀的歷史哲學，這種哲學把現代性解讀為壓迫不斷上升的螺旋。這種將歷史解讀為“統(tǒng)治”的末日觀，否認了現代發(fā)展的模糊性和多重維度，沒有考慮到在這種封閉系統(tǒng)內出現矛盾、抵抗或解放性變革的可能性。特別是這種觀點看似將文化擺在重要位置，*終卻把它當作本質上的從屬角色，認為文化只不過是已有的經濟、技術和行政邏輯的反映。因此，該理論不能接受那種具有生產力、互動性和主體間性的象征形式，不能接受各種各樣（經常是矛盾的）話語、故事和形象的星叢式存在，而實際上現代個體正是以此來闡釋和理解他們的生活。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忽視了社會主體在闡釋上的能動性，以及文化文本的豐富意義，他們將現代個體再現為那種被動的、同質的和疏離的大眾，從而復制了那種他們口口聲聲要推翻的同一性邏輯。 第二，從女性主義的視角來看，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對性別的定位頗不穩(wěn)定，也難以令人滿意。一方面，他們強調西方現代性的父權制基礎，這體現在同一性邏輯的專制中，因為該邏輯否認具有自主性的差別存在。這里，正如近年來法國后結構主義者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批判一樣，女性的幻影扮演了關鍵角色，體現了一種抵抗原則，也體現了在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理性之外存在的烏托邦式另類選項。把女性排除在現代性的進程之外，反而使她們成為逃離無處不在的權力體系的象征。另一方面，這一批判方式不斷強調男性氣質是社會的根本，這就有可能繼續(xù)將女性等同為處于前象征狀態(tài)的他者性。特別是它借用了弗洛伊德的壓抑范式，鼓勵將女性與受壓制的、未分化的自然等同起來，這體現了其局限性。因此，正如帕特里夏·米爾斯對《啟蒙的辯證法》的批評所言，塞壬的女性聲音代表著充滿肉欲的自然界之歌，代表著充滿誘惑的快樂原則。米爾斯進一步認為，將女性特質與非理性、非象征性聯系起來，這阻礙了我們去獨立地理解女性身份、能動性或欲望。女性被簡化為力比多，不可言說，或是審美性的，是受父權理性壓抑的他者。一旦將啟蒙運動全盤視為父權統(tǒng)治的總體性邏輯的象征，我們就不可能去探究女性和社會變化過程的那種多樣而復雜的關系。 因此，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文本也說明了某種困局，它產生的原因是我們試圖為西方歷史的潛在邏輯尋找某種單一的解釋。雖然他們的分析揭示了現代社會發(fā)展是以男性為主導這一本質，但得出的結論是男性具有能動性，而女性則無權無勢，從而排除了歷史進程中女性的獨特作用和積極貢獻。在這種單一的神話敘事中，男性不可避免地承擔了歷史的集體主體這一角色，而女性只能作為他者，作為歷史敘事的客體，而非主體而存在。對這種排他性邏輯的可能回應，就是將男性和女性的角色顛倒，建構一個象征性女性氣質的反神話；因此，米爾斯又進一步提出了對美狄亞這個故事的女性主義解讀，她把美狄亞描述成女性版的奧德賽，使之成為女性欲望問題的有力寓言。然而，正如她同時承認的那樣，任何將女性與現代性的獨特關系濃縮成另一類單一神話的做法，都可能犯下新的“物化一般性”的錯誤，因為它假定女性的歷史可以用單一的、無所不包的女性特質形象來涵蓋。如果繼續(xù)認定女性和現代性只有單一意義，這樣的策略就無法處理女性與歷史進程之間多元而復雜的關系。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自己的研究并不打算對西方歷史的性別屬性和邏輯提出一種宏大的哲學總論。我選擇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其目的是要通過分析各種相互沖突的再現，揭示現代性與女性氣質之間的復雜關系，而不是要去創(chuàng)造一種整體性的關于現代的女性主義神話。通過將文化理論和文化史編織在一起，我會廣泛解讀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期的各種歐洲文本，從而探究一些關于現代性別政治學更具普遍性的理論問題。通過這樣一種闡釋策略，我希望能夠從不同視角來分析主題，密切關注讓我們對現代性的理解得以構成的不同文類和形式。 我之所以選擇這種方法，并不是說抽象或總體研究應受到譴責，或一無是處。為了超越經驗主義，超越對特殊事物的簡單標記，我們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歸納總結，從而建構有意義的結構、關系和論點。在這個意義上，誠如霍斯特·魯特羅夫所言，任何闡釋策略都無法抹除目的論的維度；目的論并沒有在后結構主義理論中消失，只是從被解讀的文本，轉變?yōu)殛U釋的工具。因此，盡管我質疑現代性能否被簡化為一種單一的意義和歷史邏輯，但我自己的觀點受惠于女性主義理論和政治的隱性目的。這里僅有程度差別，而沒有類型之分。我選擇多視角的方法來研究現代性的文化政治，是有現實上的考慮，而不單單是出于理論本身。關于現代的抽象哲學理論對于女性主義分析來說幾乎毫無用處，它們要么將女性納入單一的、直線發(fā)展的歷史邏輯，要么把她們排除在現代話語和體制之外，使之作為非歷史的、非象征性的他者。所以，它們無法解釋女性與現代性的各種政治、哲學和文化遺產之間復雜而多變的關系。無須多言，這個問題一直與我們的時代有著持續(xù)且重大的關系。 此外，如果“女性主義是對話性政治”的說法確有合法性，那么這種對于他者性的關注就必然需要延伸，應對歷史的聲音加以細致的接觸。女性主義批評家不應從當下的視角出發(fā)，將性別關系的歷史僅僅歸入某種宏大的現代性元理論，而是需要認真對待從前的女性和男性是如何理解自己在歷史和社會進程中的位置的。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文化分析派上了用場，因為這種方法在研究現代性的歷史時，會考察現代性自身的多種再現方式。通過研究一些*重要的、*普遍的再現，我試圖將現代性作為文化意識的范疇，仔細論述現代性流動多變的意義。按照后現代主義的草率理解，我們常想象現代歷史中有一些教條和盲點，進而以為當下的歷史狀態(tài)已經讓我們擺脫了那些局限；在這種語境下，該想法其實禁不起推敲。事實上，現代性經常被揶揄為一種同一性的總體邏輯，但仔細研究之后，我們會發(fā)現現代性向我們展示的是多重的聲音和視角，無法被簡單地歸納成某種單一的、統(tǒng)一的意識形態(tài)或世界觀。我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強調現代的復雜性和模糊性，反對一些后現代主義者和女性主義理論家對它的簡化處理。 我的研究集中于特定的時期（19世紀末）和一系列互相影響的文化（法、英、德），希望由此能揭示關于現代的一些含混維度，因為它們構成了特定且有限的語境集合。因為我對這些具體方面感興趣，所以就引來一個疑問：把現代作為一個分析范疇，是否還有意義？我沒有拋棄這個概念，而是選擇保留它并將之復雜化，這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現代這個概念盡管是（也許恰恰是因為）多義的，不確定的，卻吸引我們去關注社會變化的長期進程，去關注各種文化、政治和經濟結構之間多元又系統(tǒng)的相互關系。在我看來，研究這樣的結構正是女性主義理論的中心任務，女性主義對一般性歷史進行批判，不應混淆為宣揚身份多元性，或將社會打碎為分散而孤立的場域。所以，現代這個范疇會一直與我們休戚相關，因為它幫助我們評價結構性變化的長期進程，而且同樣重要的是，它還能幫助我們分析這些進程對特定群體的影響，這些影響各不相同，差異不均，而且常常相互矛盾。隨著社會歷史語境的變化，女性氣質和現代性之間的交集也以分化的方式體現出來。 第二，關于現代的觀念充斥著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的話語、圖像和敘事。歷史分期的邏輯深深地塑造了這個時代，它試圖把個人的生活和經歷放置于更大的歷史框架中，放到關于革新和衰敗的宏大敘事中。因此，“現代性”不是簡單地指一系列社會歷史現象——如資本主義、科層制、技術進步等——而首先是指那些特定的（不過通常也是矛盾的）時間性和歷史意識的經驗。盡管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歷史性的現代經驗特別受到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的關注，但是女性主義者們對此所做的系統(tǒng)研究還不夠，她們對19世紀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分野。通過將女性主義理論和關于時間性與歷史的不同再現的分析聯系在一起，我希望能部分地言明女性氣質和現代性是如何通過女性和男性關聯在一起。正如開篇所言，性別被證明是歷史時間建構中具有統(tǒng)領性地位的核心譬喻。事實上，很多在19世紀末流行的現代性神話在我們這個時代仍然存在，這意味著我們仍然需要把自己從宏大敘事的誘惑性力量中解放出來。 因此，我分析的出發(fā)點看起來很簡單：我希望透過女性主義理論的棱鏡來重讀現代。我將提出以下追問：如果我們主要以女性創(chuàng)作和關于女性的作品為研究對象，而不是把男性經驗作為范式，這將如何改變我們對現代性的理解？如果在分析現代文化時，將女性現象放到中心位置，而不是通常所認為的次要和邊緣地位，又會怎樣? 這種方法會帶來怎樣不同的結論？我認為，該研究所得出的故事并不是完全的異類，或讓人無法辨認，因為女性和男性的歷史總是復雜地交錯在一起。但是，這些故事可能會給現代性的審美和政治，一個看似被研究者窮盡的話題，帶來一些重要的啟示。 ……

XM守望者·鏡與燈現代性的性別 作者簡介

芮塔·菲爾斯基（Rita Felski，1956— ），曾任《新文學史》主編，弗吉利亞大學英文系教授；美學、文學理論、女性主義理論、文化研究等領域的杰出學者。 1979年獲劍橋大學學士學位，1987年獲莫納什大學博士學位。 主要代表作：《批評的極限》《女性主義之后的文學》《創(chuàng)制時間：女性主義理論與后現代文化》《現代性的性別》《文學之用》《超越女性主義美學:女性主義文學與社會變遷》。 2010年，獲古根海姆獎。 2000年，獲美國現代語言學會頒發(fā)的威廉?帕克?賴利獎。 譯者簡介 陳琳，英美文學博士，南京郵電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曾在《外國文學評論》《國外文學》《外國文學》等核心期刊發(fā)表論文多篇，2019—2020年在美國弗吉尼亞大學英文系訪學。 但漢松，英美文學博士，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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